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这些基础设施使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凌驾于主权政府之上：债券服务基础设施让对冲基金得以把意志强加于阿根廷政府。面对法庭命令，阿根廷政府发现只要它拒绝向对冲基金付款，它就无法通过传统支付基础设施向其他所有债券持有人付款。

私人控制的基础设施和（与美国形成）竞争的议程合作，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反窃国、反逃税目标。目前受益于偷税漏税和全球经济不公平金融架构的国家，无论是提供极低的税率，还是允许非法获取财富者掩盖身份，都会反对美国的这些措施，并试图动摇基础设施提供商。过去，一些国家曾提出抗议，拒绝合作，且（通常客观地）抱怨美国的虚伪。2014年，英国反对针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为这可能损害英国金融业，同时努力牵头与中国金融业建立关系。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案例中，美国的威胁还是说服了不听话的国家。

一场跨国反逃税、反窃国行动也会遇到新的问题。这种行动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它影响私营部门的能力——对于这些实体，一方面试图威胁，另一方面增加其影响力。尽管SWIFT的某位董事会成员或证券交易员对伊朗的政策不甚了解，但只要没涉及自身经济利益，它就会着重考虑继续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民服务，并保持其低税率。这将促使这些基础设施更愿意与志同道合、决心在当今不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保护自身特权的国家结成联盟。

最后，这些私营基础设施完全可能腐败，所以即使他们合作，他们也不会是靠谱的合作伙伴。LIBOR丑闻突显了这种危险。LIBOR对于全球信贷市场的运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银行根据LIBOR来调整它们向借款人提供的利率。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ard）的数据，基于LIBOR的消费者贷款约为1.3万亿美元，企业贷款和企业债券约为5.2万亿美元。

2007-2012年间多家银行被曝光操纵LIBOR这一重要基准指标

这个数字每天都会随着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调查进行调整。但由于法律问题，它很快就会被束之高阁。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了一项重大调查，发现交易员们在配合操纵这些调查。为了在自己的头寸上赚钱，他们会据此调整自己的对调查问卷的回复。在此过程中，它们决定了世界各地借款人的借贷成本。LIBOR的案例突显了这些基础设施深层的特殊性：尽管这些基础设施显得神秘且具有全球影响力，但通常它们只由几个有能力控盘的玩家组成。在新的外交政策背景下，向私营部门倾斜的动机将更加明显。

华盛顿不应该在如此不牢靠的基础上打击窃国和逃税。它不应依赖于那些（1）需要对其持续要挟（2）与（美国）具有竞争性议程的政府和私人利益集团合作（3）允许腐败的私营基础设施伙伴进行合作。相反，华盛顿应该确保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超国家控制，从而能达成国际社会的目标和愿望。

将世界金融的基础设施转变为国际组织将会付出代价。如今，制裁往往能让华盛顿迅速、单方面地得到它想要的，从而避免了多边决策带来的外交麻烦。事实上，让各国政府共同担负起债券服务和收付管道的双重责任，可能会引发更多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口角与僵局。

话虽如此，但这对美国来说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各国不应将全球经济的关键节点委托给有各自议程的私营部门，尤其是在它们破坏政府目标的情况下。随着全球金融体系权力政治的演变，因为基础设施通过讨好其他国家来两头下注，美国可能会失去其无可匹敌的影响力。因此，国际控制将带来现实政治和道德利益。

只要美国还在掌权，华盛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席位上，它将有能力执行一项影响深远、具有创新的外交政策，从而矫正不公平的金融体系。在国际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良好掌控，将确保影响议程制定的是公共目标而非私人利益。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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