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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从新农合与免费透析看中国医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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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终末期肾病这样的慢性病,其它大病的报销也有大幅改进的趋势。还是常德某县的那位基层宣传干部跟我讲,他父亲前几年患了癌症,直到去世治疗才停止,花了不少钱,因为老人有新农合与大病保险,给报销了将近80%。如果得不到报销,这一场病可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或者,不得不忍痛减少甚至放弃对老人的治疗。
像湖南这样的农村医疗的改善,在中国乃是普遍现象。
在内蒙古,新农合每人每年交一百元。前面提到的鄂尔多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苏成永家,他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我问他们如何解决,他们回答,新农合报销一部分,再加上属于贫困户享受大病救治援助,剩下的就很少了,自己能负担得起。
在我老家山东,新农合交的多一些,过去每人每年二百元,现在涨到了二百八。前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他老人家不慎摔跤伤了腰,在乡镇医院住院治好了,新农合给报销了百分之七十,这放到十多年前,他就得全部自掏腰包了。现在山东的新农合,从门诊(不住院)拿药每年可以报销四百多,65岁以上老人查体免费,住院若在基层医院报销比例可以超过80%。
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与居民医保已经很完美了,而是说这起码代表着一个正确的方向,相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野蛮冷血的丛林法则时代,医保体系是一个更有利于民生的选择。未来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提高报销的比例、扩大报销的范围等等,而绝不应该削弱。进一步扩大报销比例直至接近免费,对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患上某类大病可以报销85%,可是,最穷困的人可能连那自付的15%都拿不出,而不得不放弃治疗即放弃享受那85%的帮助,以至于出现低收入者反不如高收入者能享受医保好处的现象,这就背离了医保的初衷。
2002年,中国只实行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者仅有9400万人,也就是说,14亿人的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多半与农村居民的几乎全部——都没有任何医保,他们看病住院全都指靠个人自己掏腰包,看不起病的现象大量存在。现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三类医保的参保者已经超过了13亿。这一进步或改善,还是很明显的。很奇怪,十多年前丛林法则盛行、真正“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好多人不吭声没意见,如今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他们反倒义愤填膺地指责起“看病难看病贵”来了。
2016年,深圳媒体人罗尔利用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愿孩子在天国安息)骗捐一事,就从侧面反映出了医保的作用。罗尔称女儿治病需要巨款,共骗得捐款二百五十万元,随后被揭露,他给女儿看病花的钱并其实不是太多,自己完全能负担得起。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即便是这些钱还大都被医保给报销了。
罗一笑的父亲罗尔
2016年11月30日,针对罗尔无力承受高昂治疗费的说法,深圳社保局发通报予以澄清:罗一笑加入了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和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两个多月内罗一笑三次住院总费用合计为204244元,其中医保支付168050元,自付36193元,自付仅占总治疗费的17.72%(《深圳社保局通报罗一笑治疗费用及医保报销情况》,南方网2016年11月30日)。这说明医保还是很有效的。
十几年前,湖南作家韩少功的一则短篇小说《空院残月》曾令我悲愤不已。该作讲述了一个多才多艺、勤快大方、乐天向上的湖南农民,当面临突如其来的病灾时,因为没有任何医保支持而负担不起化疗等费用——家中积蓄若用于治疗那么儿子大学学费就没有着落了,以至于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走向死亡的故事。在医保普及并开始完善的今天,这种悲剧应该减少了很多。
2016年去新疆时,当地一个干部曾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结论:现在都在抱怨“看病难”,三级甲等医院人满为患,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这反映出多数农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医院看病了(至于小病也去三甲的那类现象另论)。过去,农民没有任何医保,看病完全靠自费,因此农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层医院治疗应付,而尽量不去离家远的治疗水准更高、花费也就更多的三级甲等医院;自从有了新农合后,基层医院大病报销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级甲等医院看病也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疗成本降低了不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级甲等医院治疗,因此医院就变得拥挤了。
2017年春天,我参观了广州的三九脑科医院,这家医院脑科与癫痫病的治疗水平很高,就诊者很多。医院领导对我讲,现在医院的患者,大多数是来自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家庭,这是因为:第一,医院的治疗费用本身就定得不高;第二,尤其是这些年,有了新农合,并且可以跨省报销了,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以及城市普通低收入居民能够承担得起治疗费用,从全国各地来到三九医院,接受高水平的治疗。三九医院领导的反馈,与新疆那位干部的观察结论基本一致。
除了治疗费用不贵,中国公立医院运行或者说医生的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一般患者不用等多长时间就能做较复杂的手术或完成治疗。@烧伤超人阿宝 似乎曾言:中国公立医院把国外的贵族手术做到了平民化。记得前几年看过一则报道,杨振宁讲自己之所以选择从美国回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看病很不方便,即便是他这样的人每次看病也是很费周折,而在中国看病,即使是去顶级医院找一流大夫看病,也不麻烦(具体是什么报道,没能再搜到)。
很遗憾,中国公立医院的优异表现以及医保的进步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因为“票贩子”现象而背上了“垄断”“低效”的骂名。之前,我在观察者网专稿《还在说号贩子是因为公立医院垄断?不能上当!》中已经指出:
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排队挂号队伍每日长龙不断,这很好理解:因为这些医院治疗水平高、治疗费用低、治疗过程规范,质优价廉。也正因为如此,票贩子们才应运而生。
媒体说,垄断医疗体制导致票贩子泛滥,那在北京,工体的演唱会,鸟巢的足球比赛,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都常有票贩子从中作梗,这难道也跟体制垄断有关?前几年,无数人为苹果手机而疯魔,苹果专卖店发售新手机时,那队伍排得不知比同仁协和医院的挂号队伍长多少,其中“黄牛”云集,但没见媒体人抱怨这是体制垄断。
我也痛恨票贩子现象,但是,这不能归罪于“垄断体制”。从“打破垄断体制”出发来解决票贩子现象,那就是缘木求鱼。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认为至少应该:第一加重对票贩子的打击与惩罚力度;第二,采取挂号就诊实名制等办法减少号贩子钻漏洞的可能性;第三,加大医疗投入,增加优质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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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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