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高层的表态，有望扭转“只扶持大金融机构”、“国进民退”的市场预期。

“资本账户开放”，方向不变、节奏放缓

本次会议指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之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则是，“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因此，不难看出，前后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大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在节奏上却已经突出强调了稳中推进，这同样符合本次会议“防风险”的基调。

我们的理解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期，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但经历2015-2016年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汇率市场波动，政府开始认识到“方向重要，节奏也重要”，不再盲目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上强调稳步推进，而非以往的“加快实现”

可以预期，未来资本账户开放仍然是必然方向，“债券通”等仍然会继续推进，但是对于风险较高的短期资本流动等仍然将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避免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

历史再次重演，货币政策不会收紧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2016-2017年与2013-2014年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演化有极高的相似度：

第一，先通过“紧货币”防风险。2013年下半年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治理“非标”（“中性货币”到“紧货币”），2016年下半年-2017年4月通过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实现“金融去杠杆”（“松货币”到“中性货币”）。

第二，金融监管协调加强。2013年底-2014年初，包括设立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国务院统筹发布107号文等，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第三，“严监管”的出台滞后于货币政策的收紧。2014年上半年出台127号文、140号文等，2017年上半年银监会出台“三三四”自查等均滞后于各自的货币政策收紧。

第四，“严监管”之后，货币政策边际放松。2014年上半年是从“紧货币”到“中性货币”，货币政策放松；而2017年5月之后，则是从“收紧趋势”到“走平趋势”，货币政策的一阶导数发生边际放松。

总结起来，从货币政策来看，2013-2014年的货币政策轨迹是“中性货币（2013年上半年）-紧货币（2013年下半年）-中性货币（2014年）”；2016-2017年的货币政策轨迹则是“松货币（2016年8月前）-中性货币（2016年8月-2017年5月）-中性货币（2017年5月后）”，而不会是市场普遍预期的“央行将继续紧货币”。

在本次会议中， 我们找到了四个证据来印证，我们提出的央行货币政策边际变化：

（1）“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改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加上“中性”是在2016年四季度，之后货币政策开始持续收紧，此次去掉“中性”可能意味着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必要。

（2）此次会议中多次强调“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在2016年四季度以来非常罕见。回顾历史上提“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时期是2014-2016年，正是货币宽松时期。尽管我们认为货币政策重回宽松的可能性为零，但强调“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至少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可能再紧缩，因为货币政策紧缩必然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

（3）此次会议多次强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从实体经济融资结构看，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收紧以来，企业融资方式几乎只剩下了“信贷”，这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的方向是完全违背的。如果货币政策进一步趋严，中国金融结构重回利率市场化之前、单纯依赖信贷模式将难以避免。

（4）尽管此次会议没有明确提“避免处置风险引发的风险”，但会议中“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爆发”的态度极为明确，特别是强化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在这种情况，“激进式去杠杆”、“危机式市场出清”、“去杠杆硬着陆”不可能发生。

在监管已经趋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由“中性”到“紧缩”有害无益。

（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号：海清FICC频道，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