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企业成为知产被告主要有两种：

第一是跨境电商的低端产业。目前在美国，被知产起诉的重灾区是跨境电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新立案和结案的知产案件为1856起，其中1320起为跨境电商案件，超过7成，而中国企业作为被告的为1165起，占89.48%。跨境电商专利诉讼案件数量为410起，新立案322起，结案226起。商标诉讼案件数量为938起，新立案643起，结案725起。

新立案跨境电商案件共涉及中国企业12382家次，其中中国企业作为被告的12000家次，占比96.91%。但这是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管理问题。类似TEMU等低端产品的海外销售，以“全托管模式”，超低价倾销，导致供应商唯有超低价才能有前台流量，最终产品严重低质和违规知产，也将中国重新拉回20多年前的产品形象。这令关注高科技掐脖子的美国，也有大批美国律所对中国跨境电商卖家频频下手，单个案件的被告甚至可能达到上千个，美国的“SAD机制”，能进行规模批量诉讼。

这些中国跨境电商的小企业主自身难以应对诉讼，知产意识也比较薄弱，因此更需要跨境电商平台在掌握“全托管”利润的同时，承担起规范电商卖家，并为中国卖家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的责任。这一类，某种程度上也需要通过知产约束来倒逼规范。

信息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2024年度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

第二是科技巨头的高端产业。这一领域，我们几乎能看到被告的都是头部电子企业，虽然目前中国巨头频频与欧美巨头（含其拆分的NPE机构）在专利上有纠纷和摩擦，例如OPPO与诺基亚因标准必要专利（SEP）僵持两年半的许可谈判，以及爱立信对主流手机厂商持续收取专利授权费，但这些举措绝非“趁你病、要你命”。

表面看，中国科技企业与欧美专利纠纷多。原因是欧美工业国科技积累多，与后发工业国的中国，在争夺全球科技业中撞个满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摩擦更像是一种激烈的“商业磋商机制”，是产业格局重构过程中的常态。

尤其是当欧洲科技企业不断走弱时，势必加强知产专利授权以保证生存。（客观地说，2023年中国自主出口产品占到了出口70%，科技产品占90%，触动了欧美高利润产品，还以欧美为主要市场，这是“踩到了他人的脚”）

中国领先企业已具备在现有知识产权规则与秩序框架内，与欧洲同级别巨头进行有限博弈、利益协调与共生发展的能力。通过参与3GPP等国际标准组织或Avanci等专利池联盟，中方与欧洲同行建立起多维沟通渠道，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中国头部企业而言，知识产权纠纷已成为商业竞争中的“常规武器”，是定价谈判与商业博弈的一种方式，并不构成致命威胁。我们正推动将市场问题交由市场解决，将知识产权争议置于知识产权体系中化解。

中国大企业早已习惯知识产权诉讼，各方在交锋中“不打不相识”，公司法务团队也在持续实战中锤炼能力、积累经验。当然，仍有许多中国企业尚未具备这样的应对能力。因此，当诺基亚对中国POS设备商发起诉讼时，部分企业感到不适应实属正常。然而，在新的叙事背景下，这类竞争是可逐步放开并适应的。2023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等地作为原告的专利诉讼案件已达23起，同比增长76.9%，表明我们正在主动运用知识产权武器。当前，正是推动这一转变的合适时机。

如今，树立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正面形象，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备重要价值。中国已不断证明，真正具备实力的科技企业并不畏惧专利纠纷，反而能借助国际标准组织、行业论坛与产业联盟，塑造号召力与声誉，实现良性发展。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人才流动。近年来，尽管一部分中国高净值人群选择移民，但也有大量在西方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学历人才悄然回国。他们中不仅有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家，也包括来自西方科技强国的知识产权实务人才。

在欧洲，无论是专利事务所还是科技企业，其专利工作的节奏普遍较为平缓，发展空间也相对有限。相比之下，以华为、中兴、联影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欧洲的专利申请量与布局速度显著加快，反映出中国整体科技发展的高节奏与高效率。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快速提升，专利申请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与西方巨头的摩擦与全新挑战也将不可避免。那些深谙西方知识产权体系的中国专家适时归国，正以西方能够理解的方式，为中国科技企业的专利布局与全球策略提供关键支撑。

新叙事的另一价值：一带一路国家中“被追赶”的风险

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转变，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大量科技工业企业“出海”时正面临西方企业当年进入中国市场相似的困境——东道国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技术转移。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我国高附加值技术与产业优势，防止被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后发国家逐步替代，已成为现实课题。

1.自2023年起，东盟已超越欧美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区域，正积极承接中国转移的产业并推动升级。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布局东南亚，试图以该区域为出海跳板。然而，部分在国内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为获取当地市场机会，倾向于与本地巨头合资，并在谈判中过度转让核心技术，导致技术优势流失。

上图来源：界面新闻

2.随着中阿关系升温，部分面临资金压力的中国企业积极与沙特财团及基金合作。沙特在《2030年愿景》框架下，正通过投资中国科技工业企业弥补其工业短板，通常要求被投中企返投中东，以提升本土科技工业能力。这一进程本质是沙特从采购成品转向获取生产能力的战略转型。在此过程中，部分中企出于经营压力，存在被动转让关键技术的风险。

3. 2014年，莫迪提出“Made in India”后，印度电子制造业飞速增长，本土生产手机比例从2014年的19%跃升至2023年的99.3%，并已实现iPhone出口。为进入印度市场，中国手机产业链企业纷纷设厂，甚至包括精密零件制造。然而，印度通过指定使用本土高管与供应商、突击检查、查税罚款、冻结资金、强制索取技术数据等方式，系统性地获取中方技术、产业链与经营权。近期vivo印度被迫向塔塔集团转让51%股权并剥离经营权，即为一例。印度已借此在几年间构建起完整工业链，培育出高质量的产业人才与工人队伍。可以预见，在印度持续威逼利诱下，中企核心技术被转移的风险将持续存在，类似历史上欧美制药业在印面临的仿制药困局。印度已成为中国科技出海过程中最需警惕的市场。

中国企业唯有主动塑造知识产权新叙事，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共同维护人类知识产权的道德共识与无形资产价值，才能为中国产业优势构建法理基础，降低被替代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可参考欧美日韩设立知识产权参赞的做法，在部分亚非拉大国试点推行。欧美与中国虽存在技术竞争，但尚可在知识产权框架内协调；而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侵权普遍、执法薄弱，维权难度极大。例如，中国影视节目在东南亚等地授权运营中，长期面临大规模盗版而难以有效维权。设立专业知识产权外交岗位，将有助于系统应对此类挑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性保障。

制度成熟中的革新与挑战

随着中国产业链的升级与部分低端环节外移，中国科技产业正面临“前有虎，后有狼”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审时度势，明确自身立场：是继续被视为过去的“侵权方”，还是主动转向成为未来的“维权方”。

全球专利制度的共识最初在欧洲形成，美国随后加入并共同维护该体系，日本与韩国也先后成为该共识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从中国企业专利申请量的高速增长可以看出，中国正逐步与欧美日韩站到同一阵营，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为共同利益，以“圈内人”身份参与国际协调。

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已完成技术能力的积累与转身，正逐步从过去的知识产权应对者，转变为在可控争端中善于运用专利制度的受益者。在“半球化”趋势加剧的当下，技术领域的加速投入可能引发美国进一步推动脱钩，甚至改变国际竞争规则。而中国若能积极捍卫知识产权与全球专利制度，将有助于争取相对温和的欧洲等传统工业国家，防止技术体系走向分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已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积极构建并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叙事，将使中国与各国在同一频道、同一秩序下开展有序沟通与竞争，既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营商声誉，也有助于保持对后发追赶者的领先优势。中国应成为这一人类共识的坚定支持者、秩序维护者和同盟者——以“尊重专利”的新叙事，替代“对抗、批判与受害”的旧叙事。

为实现这一叙事转变，建议在当前阶段积极吸引在欧美具备实务经验的知识产权专家回国，加入有出海潜力的科技工业企业，系统性开展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与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