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动员铁道兵和地方铁路局来承担技术性工作。根据铁道兵和地方铁路局的行政层级，中央政府选定一个或两个单位负责一整条铁路线的技术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承担勘察、设计和主要施工的单位已经完成了该铁路的地质条件勘察及其施工计划的拟定。在其它情况下，它们会充分利用现有的蓝图。无论哪种方式，一旦承担某一条铁路线的技术性工作，技术人员都需要进行地质勘察，并确定如何使当地的地形支撑铁路建设。[50]

表3：三线地区各省铁路里程、运输量变化情况（1964-1980）

为了方便施工，三线铁路管理人员专门固定了几个铁路硬件设施生产厂家。为获得铁路设备，三线铁路管理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铁道兵和地方铁路局的供应。中央和各省干部也命令各部委和制造厂提供另外的资源。这可谓是举全国之力来保证三线铁路建设之需，全国企业的大量工业资本被注入到铁路建设工地。[51]

一些运输公司带来了挖掘穿山隧道的设备，其他单位调来了挖掘机、压路机及施工炸药，以至于这些单位就把宿舍建在桥梁、隧道、轨道附近。在相关管理机构的支持下，一些工厂生产了大量水泥、钢铁产品，另一些工业企业负责建造火车站，并选择工厂制造火车及其所有的零件，还有一些工厂为新铁路线提供能源、供水和通讯系统方面的设备。[52]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西部很多地方逐步成为国家铁路网络中的新节点。

(三)积极应对资本短缺

然而，中国共产党仍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业资本来满足三线铁路建设对资源的需求。为了应对卡车和水泥等基本物资的短缺，管理者命令施工队集中一切可用的资本用于建设一条有着复杂结构的铁路，比如长隧道和桥梁。官员命令民兵完成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任务，如劈山造路，将阻碍铁路修建的大山移走。由于铁路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来完成桥梁和隧道建设任务，他们也会命令民兵参加建设。[53]

在1969年—1972年间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高潮阶段，中国共产党极力追求更加快速的工业化，并因此提倡“三边”建设方案。根据这种政策，工业项目不应按照常规施工程序进行，即首先进行地质勘察，然后根据这些勘察数据编制施工计划，之后才开始施工。相反，“三边”运动要求施工队同时开展以上三项任务。[54]

表4：三线建设时期主要铁路建设中的劳动力分布（含铁道兵）

历史资料表明，中央政府在三线铁路建设中推行“三边”方案时，许多技术人员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文献中关于该政策的局部辩论通常以下列方式进行：每当党要求必须在某个特定时间建成某项工程时，技术人员会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程。技术人员通常会指出由于目前可用的机械和建筑材料的不足导致工程施工不得不等待更多资源的到位，由此决定了需要增加额外的时间。[55]

但是，铁路管理者却通常会拒绝技术人员的评估，并且指责这是“洋奴哲学”(slavish comprador philosophy)的突出例子。那么，这种指责的依据是什么?就在于铁路管理者认为“技术人员过于强调机械的重要性，反而忘记了群众的力量”。在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通常是军事代表担任项目管理者，所以他们告诉工人要在比政府原先规定的更短时间内完成他们指定的任务。这样，中国才可能更快地备战。[5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人们在地质勘察尚未确定当地的地形是否能够支撑铁路建设之前就建造了路基结构，有时候甚至在铁路设计未做出之前就开始了建设。这种铁路建设方式导致新铁路通常只有部分路段可以使用。为实现全线运行，各铁路线不得不经历多年的整修。例如，襄渝线1973年首次通车，但到1979年才真正投入使用。[57]

为了应对国家工业资本的短缺，中国共产党提倡利用本地可用材料来替代稀缺资源。按照这一政策，当一个工作单位缺乏任何物品时，它不应该“对国伸手”(原文如此，意为向国家伸手要——译者注)[58]，而应该用本地材料替代所缺物品。例如，缺乏汽车，管理人员就号召工人用手搬运物资，通常包括用手搬运重型机械和数吨重的建筑材料。[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