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野县有一个叫做川上村的地方，以生产最好的生菜闻名于世。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居然有2500万日元之高（观察者网注：1人民币元≈20日元），是日本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五倍。在目前经济不振的日本，这显然是一个奇迹。然而在这奇迹却是由不可思议的、低价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所支撑着的。他们每月工资仅85000日元，几乎在日本无法生活下去。

在泄漏出来的劳动合同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实习生的结婚、怀孕、示威、购买携带电话、起诉公司、调整工资等正常要求都是被禁止的。日本竟然发生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行为，想想也是非常可怕。日本社会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一致认为这样的行为为奴隶制度无疑，是绝对不合理的。但这一切目前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取长补短”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企业刚开始进入东南亚市场。为了更好的培养人才，他们会让当地工厂的优秀员工到日本进行培训，然后再派遣回国，让其负担起本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工作。

进入七十年代，日本本土用人成本上升，一部分企业开始以“研修生”的名义吸收大量外国廉价劳动力来缓和公司的财政问题。这被称之为“企业单独型”。

到了九十年代，面对本土低端制造业、农业、手工业的用人稀缺，日本本土的各行业联合会也开始为会下的中小企业招聘“研修生”，这种被称之为“团体监理型”。1993年，社团团体JITCO（国际研修协力机构）作为中介机构（注册法人）正式成立，同时“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也伴随着该机构的成立而正式确立了起来。

该制度的宗旨是：培养能够肩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重任的人才，让他们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能、技术和知识的需求。

当时，研修和技能实习的最长年限为两年，1997年4月被延长至三年。

针对日本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不足，2015年安倍正打算再次延长年限到五年，同时还要扩大涉及到的职业范围，首先就是目前人手最不足的介护业（即养老业）。

目前在日本滞留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大约有16万人左右，其中中国人有10万人，占69.1%。紧随其后的是越南、菲利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职业种类有69种，就业人数最多的依次是机械、金属、纤维、衣服、食品制造、农业等领域。

这一切听起来互利双赢，现实却不如预计那般美好。因为监管的缺失和诸多其他原因，这一制度造成的诸多恶果正在逐渐显现。

制度未起到高端技能转移的目的

该制度原本的宗旨是：为了培养能够肩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重任的人才，让他们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能、技术和知识的需求。

实际上，大多数技能实习生在日本从事的不过是非熟练劳动，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高端熟练技能培训的企业极少，且集中在大型的跨国企业。可是人手不足的往往都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才是吸收“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主体。

再者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技能实习生在日本习得的技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未必能够有所帮助，回国后很可能根本不适用。此外，他们学到的也可能是一些已经被日本淘汰的技术，对该国的产业升级没有任何帮助。

Vice news采访了广岛一家牡蛎加工厂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采访者提问称：“你现在学习的这种技术在回到中国以后还有用么？”受访的技能实习生果断地说：“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牡蛎产业。”

确实，各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不能保证实习生从事的行业当中学习到的技术能够带回国内的话，毫无疑问该制度的最大宗旨“技能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但如此，这一制度还带来了许多衍生问题。

技能实习制度带来的问题

第一就是过度劳动的问题。通过技能实习制度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没有转职的自由，因为其持有的签证是劳动签证，是由用人企业向国家申请的，所以实习生被死死地限定在该企业。

因此，有些用人企业才敢不支付工资，强迫他们加班，甚至还发生过性骚扰事件。近年来，加班过度而引发的猝死以及失踪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根据各方面线索，《朝日周刊》在年初暗访了各地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在岐阜县的制衣厂工作的李女士和杨女士都是三年前从中国东部前来日本打工，两人均年近五十岁。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制作各种精致的全手工制作的女装，她们的生活却不像这些衣服一样光鲜亮丽。

“来日本之前听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而且也听中介说三年下来能够赚到30万人民币，抱着改善生活的目的所以才来了。”她们说道。

“然而每天都要工作14个小时，每天都要完成两件衣服的任务。虽然我们制作的裙子在商店要买到三万日到五万日元，但是我们的月收入却还不到六万日元。”

她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第一年仅仅休息了五天，第二天更是过分，只有三天，天天都要踩着缝纫机度过。

前年十月，该工厂的员工向当地的监管机构提出抗议和投诉。经过艰难的交涉，工厂最终决定将李女士等人的工资提高到十五万八千。据该监管机构透露，像李女士这种前来投诉，最终通过协商顺利解决的仅仅是四分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