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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王义桅: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关键字: 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制造业中国制造中国高铁北京共识工业化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都已经处在世界第一的位置,比如:
——制造业规模已占全球总量的2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已达20万亿人民币以上,占全世界的1/3。
——互联网发展速度全球最快,网民数量和网络经济规模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
——拥有“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最多。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公布,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的国家,中国以第一名(1485个),大幅度领先处于第二名的德国(703个)。海尔公司居2013年度全球家电品牌排行榜首位,这是它第五次荣获全球主要家电品牌第一名的称号。
——高铁里程世界第一。时至今日,中国高铁里程已突破1万公里,占全球将近一半。世界拥有高铁里程前五名国家分别是:中国(10463km)、日本(2680km)、西班牙(2608km)、法国(1907km)、德国(1292km)。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产业,如通信设备和装备制造业上,中国近十余年已逐渐领世界风气之气,不仅在全球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而且在技术研发能力和所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上,也不遑其他先进国家多让。
深圳华为公司2013年营收达到349亿美元,超过爱立信的336亿美元,成为全球通信产业龙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它是“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美国《时代》周刊称它是“所有电信产业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不仅华为,另一家通信硬件设备供应商中兴,也已跃升到世界前五的位置。
在装备制造领域,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一批企业已进入世界前十,中国产的工程机械已遍布世界各地,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发生后,给核电机组注水降温的62米泵车,就来自三一重工的捐助。
中国在高铁领域已全面领先。2014年1月,中国南车制造的CIT500型的试验速度达到了605公里/小时,而目前世界上最快高铁时速为574.8公里,由法国高速列车TGV在2007年4月3日创造。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奥巴马强烈意识到,高铁将是重塑美国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制高点,但这一制高点目前已由中国占据。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如今被称作为“世界工厂”,很多国家觉得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从极端贫困到小康在望,创造了“中国速度”。
把时间拉长一点,才能认识到这种变化之快之大。七十多年前,当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以访学者、后以美国政府代表身份来华时,他在长期观察中发现,这个刚刚推翻帝制不久的新国家,内在底子竟然是如此薄弱:1940年代初,中国铁路里程才12,036英里,比美国伊利诺斯州还少;公路里数上,中国刚刚与西班牙相等;棉花纺锭数上,也只与意大利差不多;中国的中学生总数只有110多万人,相当于美国伊利诺斯州和纽约州两州之和。[ 费正清:《论中国》,7-8页。]
时间再拉长一些,中国在短短时间内摆脱以往的贫穷落后面貌,今天所呈现的景象,不过是曾经有过的历史的回归。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的序言中说: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西方国家,即便到了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30%,大于西欧、东欧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这样的一个中国,当然已经不再是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的那个不知世外为何物的老大帝国,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国家迟迟不能实现统一的混乱国家。当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在21世纪来临前后悄悄出现在世界舞台时,世界没有理由不去关注这条东方巨龙的再次复兴。最近一些年来,全球各地重要媒体,频频以 “中国世纪”为题,突出报道了中国的成就与变化。
2004年,美国人乔舒亚·雷默2004年在英国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个词语,引发全球热议。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听得多的,是“华盛顿共识”,这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的一件“衣裳”。很多国家在穿上这件“衣裳”之后,却发现它并不合身,反给自己身上留下累累伤痕。
通向“罗马”的大道一定只在美国和西方?乔舒亚·雷默后来又在一本书里告诉中国人和全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乔舒亚·库珀·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文版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中国的“不可思议”,更在于中国人的不可思议。台湾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吕正惠先生,退休后受聘大陆的大学任教,他在与许许多多的大陆知识人接触交流后,发现了一个令他纳闷的现象:为何在中华文明正迎来她的第三次黄金时代的时刻,反倒是身处其间的人,对这个国家却毫无信心、疑虑迭出?
经常碰到的现象是:当你跟人说,中国经济总量在不久将来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他会跟你说,中国的人均GDP,才不知是美国、日本的几分之几?当你跟人说,中国从现在起就要关注欧洲、日本乃整个西方世界衰败,防止它也会在中国身上发生时,他会跟你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赶上欧洲人、日本人,不知要到哪一天呢?当你跟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要加大对外援助、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时,他会跟你说,中国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错了、还有闲力帮助他人?
这样的疑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说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请恕,我也常说中国存在着诸多“致命性问题”),那会博得阵阵掌声。而当你把“中国的问题”说完,话锋一转说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希望时,听众们往往一脸惊谔和迷茫:你是在说中国吗?
这些场景,令人惊讶。然而,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放到历史的纵深里,却又感觉,一切难以理解的,其实又都再自然不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人,也曾对自己的国家疑窦重重、抱怨不绝。一边是南北战争后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今天超法明天超德后天赶英,另外一边,“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种族压迫、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 又让美国人痛心疾首,不知何日才能迎来光芒。
向上提升与向下沉沦,如同一张阴阳脸,一起在一个面具上同时存在,人们在思想上陷入混乱,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
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中国,中国人的思维,显然还没有跟上来,无论是看待自己的国家,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都还鲜明留存着过去时代的印记。
这个时代的主要口号,是“改革开放”,它的主要诉求,又是“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
时至今日,当中国发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亚欧大陆国家纷纷加入这一合唱;当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也纷涌而至时,究竟是“中国与世界接轨”,还是“世界与中国接轨”?
人们普遍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单方面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时代,已渐去渐远,而已进入了世界与中国相互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时代的改变,又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推进思想改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多次有过思想突破,随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实施改变。最近的两次思想突破,分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1978年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49年是中国在大陆结束国共内战的年份,也是中国结束百余年来受外国侵略、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年份,那一年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突破的一个临界点,由之前的“救国救亡”、“两条道路的斗争”,转向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新的话语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工业化的需要而已。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恰如美国汉家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乃是如何摆脱贫困,而其途径则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又是资本和技术投入。
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哪来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只可能两种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资本和技术转移,二是内部资本积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敌我两分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像三十年后那样,可以充裕地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资本和技术,最多只能接受苏联的资本和技术转移,这解了中国工业化的燃眉之急,但却又是极不充分的。怎么办呢?
正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所指出来的那样:只能实施内部剥夺进行工业积累,而剥夺的最大对象,则是农民。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结束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上就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它在农村的表现,则是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变为公有、推动土地集中。放到今天来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无疑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为何还要推行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其实不然,放到当时情况,乃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范围看,新中国当年以工农剪刀差推动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一点也不新鲜。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定以发展工业为国家目标,同样是以牺牲日本农民为代价。美国在1860年代发生了内战,其实质是用武力手段强行使南方农业经济进入北方工商业经济的轨道,为美国工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任何话语体系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约束条件和适用时限的,约束条件变了,当另一个时间段来临时,就可能不再适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口号下、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进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发展,中国就此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进入70年代后,其效用已经逐渐耗尽,又进入了要求进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临界点。
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新中国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诉求的新话语体系。其实质乃是,当时中国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城市产业资本,要开始产业扩张了,于是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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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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