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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认识并实践我们新的历史性课题
关键字: 工业化现代化世界秩序经济全球化国际秩序新型领导国家其实,把解决当今世界失序问题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西方人士大有人在,远不止福山一人,我们在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乔舒亚·库珀·雷默、尼尔·弗格森、马丁·雅克等人的著作中均可读到他们对中国制度乃至文化的解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和平崛起,说明中国在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而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重视,觉得需要从中寻找一些制度上乃至文化上的原因。二是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大国地位使其的探索天然就会吸引世界的目光。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的大国,其中有许多治理天下的经验资源和制度安排,西方不少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都非常关注这一方面。不仅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理天下的情怀,并有过长期主导东亚秩序的经历。全球趋于一体化是近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活动交往日益加深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全球体系是由若干互不联系的区域性秩序组成的。倒推六百年,世界还是三大区域性秩序并存的全球体系,即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奥斯曼帝国主导的横跨亚欧大陆秩序和欧洲国家秩序。还有,中国是人口、面积、体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型国家,它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更何况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至今还高达30%。
正是沿着这样叙述逻辑,本书提出了中国应成为新领导型国家的使命。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中国梦”是一个极具民族凝聚力的口号,需要加以具体化,给予很好的定位。本书围绕着如何建设新领导型国家对“中国梦”做了很好的解读,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也有不少新的见解。
第一,基于对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未来走势的研判,作者提出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并不是取美国和西方国家而代之的零和博弈,而是主张共同领导、走出霸权体制,开创新的领导模式、领导风范和领导准则,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去单极化”的时代,所谓“美国之后,再无帝国”。作者还指出领导型国家应该是一个国家群体,中国只是世界多个领导性力量中的一个,不排斥其他国家也扮演全球领导角色,所以不仅要学会与美国打交道,还要善于与欧洲以及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做“同事”。作者关于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的这番界定无疑与“霸权”划清了界限,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
第二,中国如何扮演领导型国家的角色,涉及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这是世界各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作者从中国拥有的五种身份(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地缘上的亚洲国家、非西方后发经济体、大国群体的组成成员、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出发,提出中国作为新领导型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应起的作用:(1)从地缘环境说,作为亚洲国家,中国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责任首先还是要在邻近的国际场域展开;(2)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第三世界的范围内承担更大的责任;(3)作为大国体系中的一员,需要扮演一般性大国的角色,在联合国安理会或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与其他大国协调共处,捍卫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4)作为全球性国家,中国需要广泛参与全球事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样化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全球和平安宁,促进普遍性的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由于中国所具有的多元国际身份,还应该成为“两个世界”的协调者,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平衡两者间不同的主张与需求。
第三,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处理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关系,这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目前在西方国家的舆论场中,中国的兴起被描述成“规则破坏者”,打破了以往的国际平衡,以至美国一再嚷嚷着要进行亚太再平衡。本书作者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而这恰恰是守成大国造成的。比如,守成大国负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已大大降低、行为也大为减少,但仍死守对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宰,并意图寻求绝对安全;而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担责日多,国际授权却未见增长,却仍备受传统强国的非难。又如,当守成大国声称要维护国际规则的时候,恰恰是他们,现在成了既有秩序的破坏者。2014年乌克兰局势的恶化和近年来南海争端的加剧,都与守成大国的煽风点火密切相关。作者进而指出,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衡需要破解,而所谓破解,并不是要去颠覆和取代,而是进行改革;破解不平衡主要是做加法而非减法,不是寻求新兴大国取守成大国而代之,而是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不能负责的那些责任部分地承担起来,与此同时,守成大国该放弃的部分权力就要放弃。作者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导作用要兼顾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对既有规则、秩序与守成国家的权势,要在维护与反对中取得平衡。
第四,作为一个新领导型国家,中国当然要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构中去,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各个领域应有不同的参与策略。作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对外战略安排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新经济全球化体系上。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三环’国际体系。”作者进一步解释到:“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地区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地区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即最后一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作者还主张以这“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工作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先从东亚做起,进一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提高地区经济整合水平,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以“丝绸之路”连结亚非欧,推动亚洲与非洲、欧洲形成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改进政治和安全关系;以共有、共生、共治的理念,建设促进中美合作的多边机制,致力于建立积极、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作者的这些构想是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强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印形成战略互信、促进中国-东盟关系更上一层楼、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战略决策的具体解读。顺便说一句,以往中国外交优先顺序的安排,某种程度上是在适应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所作出调整。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和中国在制衡苏联霸权上有共同利益,中国的经济也优先向西方开放。如今美国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并在东海、南海制造紧张局势,建立排除中国的贸易圈,中国当然有必要应对美国的挑战,联合亚洲、欧洲、拉美国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构建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美国内部的现实主义力量改变美国传统的冷战思维,承认新的国际现实。中国未来的对外战略选择当然是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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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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