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领导告诉我，在高质量人才集中的上述国家设立孵化器和产业园区，我们已经有了收获。而且，在那里，科创项目估值往往比较合理，收购研发成果和项目到深圳产业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自主创新资源不足的问题。

第二，行政区域规划与管理体制束缚。（这里，暂且搁置在粤港澳大湾区遇到的跨境发展的制度障碍、文化融合等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规划都是严格按照行政区划的范围编制的。这一规划编制方式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便于操作，有明确的主导者和行动者；缺点是，忽略甚至割裂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联系。

以深圳和上海为例。深圳是粤港澳湾区的核心城市即大都市，它的行政区划面积仅1996.85平方公里，但周边的惠州、东莞等城市，主要接受其产业转移和商务合作，就经济和社会联系而言，这些城市应当在深圳都市圈的范围内。

前不久，浙江省批复嘉兴市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这是具有体制创新意义的重要举措。

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南通考察时，要求南通充分发挥区位、交通和要素资源等优势，积极主动接轨上海，增加新的发展优势，扎实推进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建设。

但是，现在并没有能够体现广泛联系和接轨要求的都市圈发展规划。

长期以来，通过编制跨区域规划，突破行政区划的边界及由此产生的束缚，引领中长期发展，已经孕育了强烈的现实需求，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这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

研究表明，这个突破口可能就在都市圈规划。都市圈的“圈”不是由行政区划界定的，而是由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联系决定的。可以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和计量模型的测算，确定都市圈规划的范围和内容，并由国务院组织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如果说“规划引领”能够得到有效实施，那么，上述意义上的都市圈规划就将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进而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减少土地低效开发，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

例如，在东京都市圈50公里半径内，基本上是连成片的，按照这个范围进行（土地）规划，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在提高土地开发效率的同时，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规划引领”解决区域内相关主体有所遵循的基础上，还需要在具体落实规划和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协调机制。

同时，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做法，筹划成立相关的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备局、都市圈整备委员会和美国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等机构。它们是大湾区形成和发展中的推动者。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