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汪峰亮相腾讯《星空演讲》，大谈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他说，章子怡曾在他上舞台之前“嫌弃”过他的皮裤：“你怎么还穿这条著名的皮裤、系着这条著名的皮带？不怕被观众笑话啊？”汪峰表示，为了表达对老婆的言听计从，他在舞台上当场扯下了皮带，然后哀嚎：“老婆，裤子我没法脱了……”

汪峰著名的皮裤和皮带

汪峰在演讲中说，在他辞去公职成为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接近自由，却发现自己陷入另一种不自由：租不起房，吃不起饭。章子怡曾经问汪峰，“你的歌火成这样，能带来多少收益呢？”汪峰回答：“只靠版税大概1万元。”

演讲中说着说着，他竟然解开了皮带，引起了现场爆笑。对此，汪峰解释道，演讲前，章子怡给他发来了鼓励短信，也表达了对自己着装的嫌弃，“你怎么还穿这条著名的皮裤、系着这条著名的皮带？你没有别的吗？不怕被观众笑话啊？”对老婆言听计从的汪峰当即扯下了皮带，并搞笑哀嚎，“老婆，裤子我就没办法脱了。”

章子怡和汪峰（资料图）

在这种完全松弛的状态下，汪峰引入了自己对行业的思考——如何才能不“饿死”音乐。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音乐人，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有才华的创作者更体面的活着。

汪峰演讲主题

以下为汪峰《不能饿死音乐》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汪峰。

已经记不得这是多少次站在舞台上了，从前都是以一个歌手的身份站在这儿，但这次是一个演讲者，我很紧张，希望我不会把这次演讲变成“车祸现场”。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钱的事。说到钱，我看到很多人笑了，你可能会说，鲍勃·迪伦都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汪峰竟然在这谈钱，中国摇滚人真是太没追求了。

也许你会觉得，汪峰的歌里那么多的理想、信仰，怎么今天一开口说话就提钱呢？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困惑，但我坚持要说这个话题的用意，相信你们会明白。

为什么要谈钱，一个笼统的原因是在中国音乐人都很穷，这个穷当然有绝对的和相对的，先来说一下绝对的。

一、我为什么辞了公职

1994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任职小提琴手兼乐队副首席，那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底薪能拿到900块，加上排练、演出的费用，月收入能够达到三、四千块，能够满足我在北京租房、吃饭、喝酒和泡妞儿的所有需求。

不过，半年之后，我辞掉了这份工作。

很早的时候，我开始听摇滚乐，大学期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鲍家街43号”乐队，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音乐，去做这样的音乐，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必须成为一个摇滚歌手。

我终于跳脱出了体制，成了一个独立音乐人、一个体户，我的左手从握着4根弦的小提琴变成了握6根弦的吉他，右手从握着琴弓变成捏着拨片，表演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我需要正襟危坐，现在我可以站着、跪着、跳起来，我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更接近了我的梦想，但是很快，我开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饭，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觉得她做的很对，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恋爱呢。

二、贫穷的音乐人：三十岁之前，我搬了十多次家

那个时候的我是绝对的穷。虽然我是北京人，但一个人既然已经宣告了独立，就不可能再回家住了，从大学毕业到我三十岁期间，我在北京搬过十多次家，几乎住过北京的所有城区，我还住过三里屯酒吧街，从街尾的最后一家酒吧走到我当时住的地方只要两分钟，你可能会说，三里屯儿是黄金地段，房租多贵啊，其实，那会儿三里屯儿还没有优衣库，房租也没那么贵，住在三里屯儿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获得工作，去跑一场赚150块钱的场子。

这种穷的状态延续了很久，即使到后来我们正式签约了，在摇滚圈中有了一定名气了，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我分到了8000块钱，第二张专辑发行之后，我们开始有了很少的一些商业演出，演出费很低，大家一分就没剩多少了。

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人喜欢我们的歌，能够叫出我的名字了，可我却发现我依然养不活自己，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出了问题。

三、签约华纳：可以让我有尊严的生活

第三张专辑《花火》，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把这张专辑当做最后一搏，如果不能够有所改变，我差不多会去找点其他事情做一做。

我向当时签约的京文唱片的老总许钟民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说，《花火》这张唱片请你允许我交给其他的公司来做。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要求，你还跟人签着约呢，然后你就要去跟别的公司合作。但不知道为什么，许总竟然答应了。之后许总还找到我，告诉我，公司用洪荒之力帮我把前两张专辑的海外版权卖出去了，售价是一万美金，形式是买一送一。这一万美金里，我分到了7400块，我突然一下受了很大的刺激，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块。

我觉得够了，这件事情必须停止，虽然直到现在我和许钟民还有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但当时我不得不终止合作。我需要找到更强大的合作方，更合理的权益分配方式，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的唱片公司不具备的。

刚好，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在那时开始进驻内地，也纷纷和我有了接触，在见了其他4家后，我见到了当时的华纳总经理许晓峰，他递给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英文合同，用特别强硬的语气告诉我，你肯定看不懂，条件我告诉你，词曲是多少，你的版税多少钱，这还不包括分给你的钱，和华纳的见面总共只有二十分钟，我觉得，就是这里了。和华纳的签约，解决了我很大的问题，我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接下来，我可以用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写歌、排练、演出，开始比较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