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演员转成导演是不成功的，但是您的《芬芳誓言》就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以及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许多奖项，您认为如何做个好导演。

王晓棠：我在做演员的时候，就很关注导演的剪辑和各部门的工作，老想多学点东西，尤其到了参拍《野火春风斗古城》时，在导演同意下我对分镜头剧本作了很多场次的修改，第一，我是演员出身，懂表演；第二，我导的片子都是自己写的剧本，我是对整个剧本最了解的人，我必须具备文学基础；第三，我是从摄制组里长大的，摄制组的每个行当我都清楚，这也是我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基础。拍电影的各个部门我都很熟悉，因此我当导演的时候，会替每个部门着想。

记者：1992年，您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着波澜壮阔的影片摄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有如此规模的军事巨片的电影拍摄，王老师您又成为了中国电影界杰出的电影出品人。

王晓棠：做厂长期间我有充分空间来培养新生力量。从做导演起，我一大特点是非常喜欢培养年轻人。那会儿我们八一厂多部大片同时铺开，全都上戏了，特别缺导演。我就想让一个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我厂的年轻人做导演，他的院长、班主任听到说我要让他当导演，说你们厂长胆子真大，这个孩子可没有导过一场戏。但我最后还是坚持用了他。培养年轻人，你行就行，不行我会让你行。

我也是从年轻人一步步过来的，我相信年轻人是能够出息的，你要给他时间，给他条件，如果他成功了，你政治上要给他荣誉，要经济上给到报酬，业务上给他信任。

因此，在我当厂长的时候，应该说是尽全力使八一电影制片厂创造出了第二个辉煌。辉煌不是因为王晓棠了不起，而是她可以用人，让所有的人施展才华。

世界上总要有一种精神比钱更高贵做演员要有自己的底线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您是以当好演员、拍好戏为重的，这其实应该是艺术创作本来的初心，但现在我们的影视产业里，能够保有这样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了。最近广电总局发声要出手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您如何看待这个事？

王晓棠：我知道现在其实也有不少好演员、好编剧和导演，但是天价的问题把很多好的东西淹没了。我们采访过一位科学家，就是现在被业内认为是中国“卫星之父”的孙家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主设计师就是孙家栋，37年后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的主设计师仍然是孙家栋，他为中国航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因为有天上的卫星，我们的生活才能这么方便。我国科学界最高的奖金500万元人民币，孙家栋于2009年拿到了科学界最高的奖金。500万跟现在拿着几千万片酬的演员怎么比呢？有的演员一场婚礼一个亿，成比例吗？而科学家们一生的奉献，根本不是为了钱。

记者：科学家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动容，小时候我的愿望就想当个科学家，但现在的小孩都想当明星，想赚大钱。

王晓棠：钱算什么，世界上总要有一种精神比钱更高贵吧，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怎么会叫社会主义中国呢？如果你为人民币服务的话，你就太低了吧。钱是重要的，没钱活不了，但如果钱成了唯一，你就受制了，这是我的观点。在制约较多的年代你得有个目标，在宽松的年代你得有个底线。像我这种人，你要给我3000万元、6000万元我还不见得要，为什么？我就值这么点啊？我是无价的。我认为这个事我应该干我可以不要钱，我认为这个事不该干，给我再多钱我也不会干，我有我的底线。

记者：我看了《芬芳誓言》很感动，片中描写的爱情刻骨铭心，这样的电影是能给现在的小孩看，但现在的爱情电影却没法给孩子看。

王晓棠：这次电影家协会的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评选，评出十部好作品，每个评委都是记名投票。但最后投票结果发现，这10部优秀电影剧本中跟全国高票房电影一点关系没有。这个问题很严重。没有票房当然不行，但票房最高不一定是最好的，有的片子是很烂的，但是它有一种不正常的票房。什么叫不正常的？他买票房、补贴宣传。现在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票房高，都不是影协杯的评选标准。相反的，是一些投资不大，中小制作，但是思想性好，拍得也好，也没有什么明星，入选了。

记者：当下的我们该怎么做呢？

王晓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当初出现天价时我们就能找到办法遏制住它，就不会有现在的越来越高。总归来说，一部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舞蹈，还是要传递一种思想，一种给人向上的、积极的、美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综合治理的过程，我们首先还是要培育我们的观众。如果我们的欣赏水平提高了，那些演技差要高价的演员自然就没有市场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还有很多年轻人，不管是男青年，还是女青年，他还是很有思想、很有鉴别力的、很有选择的。要相信时代是前进的，或许是波浪式的前进。

（记者 牟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