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央新增财政重点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西藏自有财政收入约为90亿，而中央转移支付770亿，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对口援助经费）。城市财政向农村倾斜（城乡一体化建设），公共财政向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倾斜。这些政策调整，使百姓受益。据我的观察，中国亿万中老年农民是十分满意的。

在上述三大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追赶目标，还有赖于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

亨廷顿曾提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前后两阶段论”，并指出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

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日渐兴起；在学术界，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领域本土化的呼声增强。

但总体上讲，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是“西化论者”。高等教育几近“全盘西化”。文化上，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单向输入国”，留学运动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论”，如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长期影响，给中国考察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带来了诸多困境，比如“政体论”与“社会经济阶段论”一度流行但说服力不足。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交织了“古-今”关系的叙事，“中-西”地位关系的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自身“古-今-未来”结构叙事。这是一件大事情。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追赶目标的实现将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引发“中国文化复兴进程”，建立新的“中-西”关系，以及“古-今”关系的叙事。

注：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前面三个部分分别是“从邓小平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 ？”以及“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