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象征”

西南联大仅存8年却名传后世，原因何在？大师云集的教师阵容，光彩耀眼的学生名单，是常被提及的理由。

西南联大巨擘济济，从院系和重要部门负责人可见一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等皆一时之选。

奢华的师资阵容，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西南联大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 3300多人，涌现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台湾“中研院”院士。

三校原在平津，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组成西南联大后偏安昆明，又远离当时的陪都重庆，这些都促进了它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唯学历论的职称晋升、灵活高效的管理等一些制度设计，也为人所乐道。华罗庚中学没毕业，沈从文只上完小学，都因学术成就而被聘为教授。

联大之名，还在于穷。抗战时教育经费紧张，它在颠沛流离中创建，以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教材自编。这种穷困教育成就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和人生体验。

这些成就，后来被塑造成一个超越历史语境的教育神话，使西南联大在很多人心灵深处变成这个民族尤其教育领域的“圣洁之所”。

不过，抗战期间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不只西南联大一家，国立中山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也都是当时大学教育弦歌不辍的典范。但似乎只有西南联大成了“中国大学”理所当然的“代表”。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学术实力超强，这是重要原因。但联大受到后世称颂，恐怕还与“故事”的传播与更生有关。

比如，“湘黔滇旅行团”的“文化长征”被描绘成了联大精神的象征。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当时也都有长途转移的步行队，但为何那些大学的“步行队”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

因为其他学校对那些故事的讲述没有西南联大的详实生动。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除了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有关。较之其他学校故事记载寥寥，西南联大这个步行团的事迹被校友们长篇累牍地记录、追怀。

除了旅程长，“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教授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有故事的人”。所有这些经过反复言说与书写，就使“长征的现实中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联大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象征”。

厚古不必薄今

客观的说，西南联大是抗战历史的特殊产物。超越了这一特殊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其教育奇迹。大师云集的另一种说法是举全国优质教师之力，英才辈出也是由于联大集中了三校优秀生源，这些都是联大奇迹难以复制的条件。

“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少人讲述西南联大故事时的套路。怀念西南联大的好没问题，但漠视它的特定历史背景，硬要把它与当下的大学建设等而论之，就有点非要让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了。

当今大学和学术领域的一些问题，早已不是秘密，既有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声讨，也有很多专业的讨论，更不缺乏政府层面的反思、改进与筹划。

那些时不时跑出来，借怀念西南联大来揶揄当代大学的手法，实在算不上高明，顶多是缺乏创造力地耍耍陈旧的小心眼罢了。

西南联大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艰难求生，不能被夸大成彼时中国大学的所谓大发展或大提升。若论教育的大发展，今日中国的高校数量、受教育人数以及院校具体学科设置等，恐怕都不是那时所能比的。

在当下中国，大学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学术精英的培养，它还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国以来，许多贫家子弟被推荐或通过自身努力上了大学，甚至到北大清华这样旧时组成西南联大神话的学校读书。

这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恐怕是很难想象和实现的。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在前进的，我们厚古可以，但不必非要薄今。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补壹刀”，ID：buyidao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