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桦：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世界上唯一的正式维和部队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您的表态非常明确，也非常有力。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者，不仅在人员派遣方面投入巨大，在财政支持上也是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我认为未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以及维和授权方面，中国完全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您成长于一个科学家与外交官的家庭，这对您的职业生涯和世界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当从冷战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在去世前，您的祖父安德烈·葛罗米柯曾高度评价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能否与我们分享当时的情况？如今，许多人拿特朗普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较，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阿列克谢·葛罗米柯：事实上，我一直追随我爷爷安德烈·葛罗米柯和我父亲阿纳托利·葛罗米柯的足迹。安德烈·葛罗米柯最初是作为科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1936年，他在经济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美国经济。直到1939年，他才被邀请加入苏联外交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科学研究领域保持活跃。1957年，他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但就在此一年前，他刚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当他在1952-1953年担任苏联驻伦敦大使时，他仍然在收集研究材料，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准备。即使在1957年成为苏联外交部长之后，他依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书籍。因此，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学者。他始终认为，外交不仅仅是一项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公务，而是一门艺术。对他而言，外交的艺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外交、艺术、科学”三者结合的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坚信和平共处的概念。这正是为什么，在他的外交推动下，苏联与美国以及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逐步实现了高度的外交互动，即我们所说的缓和政策。在此期间，苏联与美国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双边与国际条约，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但遗憾的是，美国在2002年单方面退出了该条约）。

1972年，葛罗米柯和尼克松正式确立《反导条约》生效 （图源：哈佛大学）

他一生致力于构建全球战略稳定的架构，推动苏美军事和政治实现均势，并用外交手段降低全球军事风险。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苏联外交政策采用了多种手段，但其核心并不是强行施压，而是寻求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妥协；在其他情况下，需要突破常规思维，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但最重要的是，每次谈判都必须向前迈进，减少军事风险，不仅仅是在欧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

他始终坚信，当炮火沉寂之时，外交应该站到前台，发出最终的声音。我希望，如今的世界也能如此。当军事冲突的高峰期过去，外交应当主导局势，推动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

韩桦：谈到和平共处，中国去年隆重庆祝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70周年，邀请了众多国际政要来到北京。我们刚才也简要谈到了联合国在维和方面的作用。

因此，我想再问一个关于联合国的问题，以及您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看法。您参与创立了俄罗斯“支持民主全球秩序与联合国”运动。您是如何设想民主全球秩序，它如何与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另一方面，即便在俄罗斯，也有一些反对联合国的声音，认为它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全球形势。您认为联合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阿列克谢·葛罗米柯：您提到的这个运动，确实是由我父亲创立的，我当时也提供了支持。后来在2019年，这一运动发展为安德烈·葛罗米柯外交政策研究协会。

关于联合国，当我们问安德烈·葛罗米柯，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时，他通常都会将创建联合国放在首位。他曾亲身参与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随后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战胜国达成了一系列关键决策。接着是1945年4月25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最终在1945年6月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1945年6月26日，安德烈·葛罗米柯在旧金山代表苏联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图源：联合国）

联合国是雅尔塔-波茨坦国际体系的支柱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不断听到有人说雅尔塔-波茨坦体系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历史，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但我坚信，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一体系的延续，它也奠定了战后国际法的基础。联合国安理会仍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这是1945年战胜国的遗产，并延续至今。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不用说非常任理事国）不高度珍视自己的安理会席位，以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尽管长期以来，安理会一直是外交冲突与纷争的场所，但它仍然是一个能够反映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平台。例如，最近就乌克兰危机问题的决议，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投了支持票，而法国和英国则选择了弃权。只有联合国这样独特的平台，才能促成如此重大的外交博弈与决策。

我认为，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当下世界的一部分，它并非遥远的历史，而是一种“活着的历史”。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1945年战胜国（包括中俄）的战略决策为我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阿列克谢·葛罗米柯参加2025·中俄三亚对话 （图源：北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