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观察者网译者 武汉科技大学 吴万伟，部分内容有删节】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反智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产生，最初出现在激进分子约翰·斯帕格（John Spargo）1911年的著名作品《当代社会主义侧记》中，不过这书现在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

斯帕格充满激情地认为，革命需要无产者的指导，而不仅仅是一帮热衷理论的“臭知识分子”，他们不配担任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这是他们窃取的地位。但是，斯帕格也承认，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理论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指导，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所处的条件。

装腔作势者（poseurs）或者说“不成功的知识分子”——“没有客户的律师，没有出版社的作者，没有教授席位的教授，没有讲坛的牧师等等”，激起了反智主义。相反，真正的知识分子知道他们的身份地位最好被用来投入到与工人阶级一起奋斗的命运中。斯帕格笔下的无产者承认，需要依靠理论家来推动和宣传他们的革命。

这在20世纪头十年决不是开玩笑的事：因为第二国际准备好以工人阶级专政的名义接收相当数量的全球大片地区，对试图推翻当时弊病缠身的世界政治结构的人而言，有一个大问题摆在面前——谁是新的无阶级社会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谁是真正的革命先锋。美国的反智主义代表了一种倒行逆施的立场，标志着对工人阶级不够同情；它让工人与智囊争斗；还提供缺乏构思的立场，即刻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很难想象斯帕格充满愤怒的文章的读者会辨认出“反智主义”在21世纪的用法，更不要说他本人这个怒气冲天的革命者了。

想想查尔斯·布鲁（Charles M. Blow）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攻击参议员马可·鲁比奥（Sen. Marco Rubio）在恐龙和人类是否曾经共存的问题上回避打哈哈。这位佛罗里达共和党人说，“我不是科学家”，布鲁的结论是，“这种反智主义是大洪水之前时代的腐朽观点。”

用新的世俗说法，鲁比奥拒绝承认科学知识的基本主张标志着他是反智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走在拉布雷亚沥青坑（the La Brea Tar Pits）周围的晚期智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权威为何物。反智主义曾经是反革命意识的标志，与美国最激进阶级相关，如今被用来指责共和党顽固拒绝从书本上接受任何崇高主张。

在当今美国文化中，反智主义代表了一种民粹主义，从最好处说是危险的，从最坏处说是西方文明已经陷入垂死挣扎的标志。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好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