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锐】

当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高高在上、阴奉阳违、欺上瞒下、文牍主义、脱离群众、敷衍了事、懒政怠政、做两面人等特征。这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使群众产生了不小的怨气。克服官僚主义，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直警惕党内滋生官僚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全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强调“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这样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尘埃”。[1]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能够组织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动员人民群众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看，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批判官僚主义，避免党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作风息息相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中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2]因此，他从没有放松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不断在思考避免官僚主义在党内滋生的办法。他的这些思考，不仅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更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国的政治建设，认识到新中国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权的本质区别，而且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极有借鉴意义。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饶辰乡十月农业合作社和群众交谈

一、重视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根源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入调研中国的社会现状，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认识中国历史，在抗战时期他指出：“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号召全党上下“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他本人不但熟读中国历史，而且建议范文澜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希望能做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4]正是由于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深挖官僚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根源。

范文澜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帝制时期，官僚集团一直是皇权统治的重要佐助。从汉代开始，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选拔、考核、任免官吏的标准。具有一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人可以通过掌握各个时代所要求的专门技能，经由各种选拔方式进入官僚体系当中。而一旦成为官员，就会带来各种各样身份上与经济上的特权。尤其是宋代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进一步稳固，作为社会顶端的士阶层，要么是现任官员，要么是退休官员，要么是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上拥有许多特权，并且还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荫庇家族。历代统治者也多认可士阶层的这些特权，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因此，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对政治权力的极端崇拜与对一官半职的极度渴求。各种官场文化与官僚作风也应运而生。一直到近代，这种风气依然十分兴盛。

要想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认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1939年底，为了给延安的党政军干部提供基础读本，毛泽东组织一些学者共同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他亲自撰写了一部分，并对全稿进行了修改和定稿，后来这篇文章收录《毛泽东选集》。这篇文章的“中国社会”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关于包括官僚制度在内的中国古代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延续的经济根源，文章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此外，“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5]

这一分析表明，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够保持政治权力，离不开对于土地的占有，以及通过地租、高利贷等经济手段剥削广大农民。无论是汉代的强宗豪右，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家，以及宋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只要土地所有制不发生根本变化，根植于土地之上的，作为官僚集团之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就能够保持在社会结构中的支配地位。认识中国的官僚政治，不能只看到它在行政管理上的历史作用，还应清醒认识到这种统治方式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支配与剥削之上。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一过程中“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6]这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滋生泛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清醒的认识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常警惕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村复辟，反复强调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性。

（二）官僚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在近代中国新的表现形式

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王朝统治与地主士绅支配结构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出现巨大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列强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经济侵略，中国经济被卷入由东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买办资本主义，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主义之外，官僚集团也开始介入其中，形成资产庞大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使得官僚主义具有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正如王亚南所论：“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作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体就逐渐完成了”。[7]国民党政权中的宋家与孔家，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注意到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里，他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的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正是因为有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抗战时期“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8]

新中国成立后，他回顾与国民党的斗争史，认为旗帜鲜明的反官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9]官僚资本主义滋生了一批从事投机倒把、假公济私、里通外国的不法官吏与资本家，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