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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苗青:北欧“天堂”中的乌云——儿童保护系统
关键字: 北欧儿童福利儿童保护儿童托管社会福利体系社工家庭悲剧母子相离小婉:漫长的等待和痛苦的忍耐换来的不是剥开云雾见光明的喜悦,而是大家对这个整个事件真实度的质疑和疲劳战造成的厌烦感。
起初我只是听了老师的建议去给孩子做了个心理测试,不想噩梦就此向我们的生活逼近了。结果出来,显示孩子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再就是社交能力不是太好,而且逻辑思维能力比同龄孩子低1-2个阶乘。 不知道为什么儿童保护机构Pikujati做完这个测时候适时地介入了,决定把我们转到Passila儿童精神医院,认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帮助。
2016年初我们被迫去了Passila. 一晃半年过去了,我只跟孩子见了四次面。在跟儿童保护社工以及Passila的医生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位社工 (曾和我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 告诉我说:“ 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理由是我开会期间有时候哭,有时候笑。问题是我笑了吗?
自己孩子面临被托管监护,而且判决结果遥遥无期,正在焦急等待的家长如果还能笑的出来的一定不是孩子的亲妈。
首先我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确实有很大差别。但身处于高度发达的商务时代和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网络时代,怎么就没有让本土的芬兰人能够理解和尊重外来文化的气度和理解能力呢?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所谓完善的福利制度也许只是镜中花。比如说他们对暴力的理解是这样的: 稍微碰一下孩子,哪怕本意完全是为孩子好,只要孩子不乐意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暴力。
自从第一次报警到现在,外加我前夫自2015年起的多次恶意儿童保护举报(全是无中生有),至今两年的时间和我打交道的社工人员不下20个,就愣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反倒我孩子自己都被逼到要离开芬兰的地步。我敢肯定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说的一切。一旦摊上了这种事,把精神状态养好,脾气养好,说话语气要平缓,谈论任何情况都只展示一张铁锅脸......也许你能有幸躲过一劫吧。
这是一位本身在福利系统工作的华人妈妈的遭遇:我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只是想更好地拥抱光明。
我虽然离婚了,但是在孩子的问题上还是跟芬兰前夫保持了较为和睦的关系,孩子有段时间沉迷于玩手机游戏,我相信这绝大多数孩子甚至成年人在某个阶段都会对手游有依赖,何况芬兰的手游非常发达。但此事遭到了班主任的举报,我的孩子被社工带走长达两个月之久。由于我本身在福利系统工作,对社工权力过大这事情知道的内幕比较多,我跟各个机构斗智斗勇,最后把我的孩子要回来了。让我感到欣慰的孩子回来之后变得很懂事,并说长大后要从政来改善这个制度。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并不大,但一年下来类似的案件则高达5000多起,搞得人心惶惶。儿童保护系统往往遵循一个原则: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有时候我发现福利系统的一些员工缺乏最基本的护理常识却处处显得“傲娇”:凡是不符合他们观念的,就觉得别人错了。比如房子太小,打扫的不干净;儿童体重减轻和牙齿问题;印度移民的手抓饭;与孩子同睡一张床,中国产妇坐月子……这都可能成为孩子被带走那些五花八门的理由。比如视频中的这位美国移民母亲因为孩子体检的时候体重减轻,孩子就被带走了。
Youtube上一个有关挪威“合法绑架”美国母亲的孩子的视频
凡是孩子医疗效果不太好的,甚至医疗事故都被说成是家庭教育问题。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却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者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候我有些奇怪,为什么很多芬兰家长不反抗。其中的奥秘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要依靠福利生活,国家想要包办一切那么个人的选择就会减少,哪怕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到了侵害——各方面你都要依靠这个国家啊。我跟一些芬兰人聊过,他们居然说有没有父母生活都差不多,反正都要依靠国家。这种畸形的福利系统其实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是北欧离婚率处于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
社会活动家Leeni Ikonen坚持认为,许多家庭的孩子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的社工强力介入,也根本不必须让孩子离开原生家庭:“新的儿童保护法必须要修改,更正‘强迫援助’的模式也已迫在眉睫。”
她补充说,目前的制度对移民家庭尤其不利。“各种儿童保护机构和移民人群接触时带有偏见和刻板的印象,移民通常会被福利机构的官员们潜意识里视为‘怪异’人群,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研究表明,在移民中,许多孩子被送去寄养的比例远高于非移民家庭。”
芬兰儿童福利机构的顾问Marjo Lavikainen没有直接处理Ikonen的上访,但指出儿童福利立法一直是需要进行大变革的目标之一。2014年引入“强调早期干预”的改革已经初见效果。
“近年来,儿童紧急安置的数量有所下降,2013年相比2000年减少了10%,这也表明如果父母与孩子的问题如果在早期阶段能有所帮助,孩子们就不需要被寄养。”
THL的数据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4年家庭外安置儿童的总数为17958,减少了不到一个百分点。此外,THL趋势线还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儿童托管照料呈总体稳定增长趋势。
Lavikainen也倾向于对移民家庭出现的儿童托管照料事件进行专门立法。她指出,社会和儿童福利法案要求社工考虑可替代措施来支援家庭,包括“客户”参与和互动,还要考虑到托管对象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
虽然她承认:虽然目前的法律已经非常具体,但是儿童福利服务的质量因市政资源而异,而且暴露在敏感性话题和文化培训上的风险也可能因地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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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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