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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 ——重释祥林嫂之死
关键字: 祥林嫂之死伦理秩序妇女地位农村治理注释:
[1] 参苏力:《为什么“朝朝暮暮” ?》,载氏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 参夏晓虹:《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晚清的妇女思潮》,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3] 见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5-110页。竹内好的观点见竹内好:《鲁迅》,载氏著《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 , 2005,第58页。
[4] 鲁迅:《故乡》,载《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5;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5。其中《故乡》写于1921年1月。
[5] 杜赞奇指出,“地方”永远在不断生产出关于“国家”的想象。中国现代的乡土诗学往往将“故乡”与“祖国”在隐喻的层面上勾连起来。这种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乡土书写一方面在巩固着对祖国的认同,一方面又在不断生产出新的“国家”想象。这是乡土文学“改良”意图的二重性。参杜赞奇:《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褚建芳译,载《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王铭铭主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6] 关于这一叙事者的同谋身份,参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1,第67-80页。安敏成指出:“面对受害者的提问,闪烁其词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无力,以及更深的道德怯懦,都被暴露了出来。祥林嫂的追问,颠覆了知识分子精神上和道德上假想的领导权,同时也让他发现了自己与迫害他的集体暴力之间的同谋关系。但是,这个知识分子,如鲁迅小说中常见的那样,对于受害者以及自己的内心并不真诚。他同情祥林嫂,因而他对她遭遇的理解也被缩减为单纯的情感反应,通过‘净化’的作用便可宣泄。”(第78页)
[7] 岸本美绪:《“老爷”和“相公”——由称呼所见之地方社会中的阶层感》,载《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张国刚、余新忠主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10,第108页。
[8] 参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9,第158-194页。
[9]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94页。
[11] 参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9-42页。
[12]《离婚》见《鲁迅全集》(第2卷),前揭书。
[13] 参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第119-120页。
[14]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35页。
[15] 参夫马进:《明清时期寡妇的地位及逼嫁习俗》,见《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前揭书。
[16] 中国人口总量1700年是1.6亿,到1900年已近5亿。相关讨论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陈卫、姚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0。
[17] 参周作人:《彷徨衍义》,载氏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1;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 载氏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9;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前揭书,第200页。
[18] 周作人对道教的研究偏于民俗学,在1920年的《乡村与道教思想》一文中,他概括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教王,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下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孔子原是说‘祭如在’,但后来儒业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灵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饿了。乡村的嗣续问题,完全是死后生活的问题,与族姓血统这些大道理别无关系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44-245页)同一时期,鲁迅基本持同样观点,他曾在致许寿裳的信中称:“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见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载《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5,第353页。
[19] 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前揭书,第176页。
[20] 参吴飞:《祭及高祖:宋代理学家论大夫士庙数》,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21] 刘禾敏锐地将祥林嫂的三个问题与1923-1924年中国社会爆发的科玄论战联系了起来,并进一步将鲁迅的宗教观与其留日其间的生物学研究相勾连,其中的关键人物是19-20世纪的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Ernst Haeckel)。海克尔最终在生物研究与灵魂间建立了联系,这预示着科学不可能摆脱宗教,或者说科学必须面对宗教的提问。鲁迅1908年《破恶声论》中“迷信可存”的说法须由这个角度予以理解。见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孟庆澍译,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4期。具体到鲁迅的宗教观,其主张是泛神论的。不过,在《祝福》中,抨击“我”的启蒙观是一面,在对庸俗多神论之风俗的抨击之外我们却看不到建立“正信”宗教的可能。鲁迅终生对鬼神抱有强烈兴趣,但此时他似乎放弃了《破恶声论》中建立“正信”宗教的期望。与此相对,他却花去大笔墨在社会问题层面上(如事无巨细地给祥林嫂算的经济账)。在小说结构上,则用倒叙插入的祥林嫂的“社会问题”及其凝结成的三个问题解构了鲁镇的“信仰”。这种宗教层面的转向值得注意。参见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22] 赵晓力:《祥林嫂的问题——答曾亦曾夫子》,载《神圣的家》,吴飞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先进辑刊”,ID:xianjinjikan 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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