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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 ——重释祥林嫂之死
关键字: 祥林嫂之死伦理秩序妇女地位农村治理近代中国家庭变革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妇女解放,这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说法。然而仔细推究,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关节点没有得到彻底澄清:一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妇女一直不得解放?除了从“封建”思想上找原因,这里面存不存在一种可能的“社会科学”解释?二是为什么这一问题直到中国近代才得以凸显?旧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不能再以“制度”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传统中国的特质密切相关。就秦汉以来构成宗族基本单位的家庭而言,父权与夫权构成了其基本结构特征。西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三纲”说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俨然成了宗法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基本准则。需要指出的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非一种存在于家庭中的绝对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差等意义上的秩序安排,父权与夫权在维持古代宗法社会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者说,这一家庭模式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以婚姻中的离婚制度为例,许多人诟病古代中国离婚权由丈夫一方操控(古代有所谓“七出”,即允许丈夫以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等七个理由休妻),妻子没有离婚自由。事实上,古代的离婚制度在“七出”之外还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有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这些规定基本上禁止了丈夫与妻子离婚。这确实与今日的离婚自由迥异,然而在没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古代,这些规定恰恰保护了在社会生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一旦允许丈夫随意离婚,她们将难以维持生计。[1]
然而,与一定时期相适应的合理性不等于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近代以来基层宗法社会的一系列危机最终将妇女问题再次推向了台面。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潮肇端于清末,其借助的基本观念是“平等”。这与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差等”观念可谓针锋相对。在康有为、谭嗣同、皮锡瑞父子力倡男女平等之后,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便日益增多起来,进一步,“平等”的诉求开始向“平权”转移。女权的提倡由是开始与“家庭革命”联系在一起。[2]这场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场发端于思想界的激进运动。然而,如果将目光投向近代以来的中国乡土社会,我们便会发现,早在思想革命之前,乡土社会就已经在酝酿着一场变革的风暴。许多时候,知识分子们只是率先把捉到了这一变革的趋向。其中,自称“听将令”的鲁迅便是先觉者中最出色的一位。
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第一期封面
鲁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离不开他对1920年代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小说《祝福》。《祝福》发表于1924年2月,1926年被编入小说集《彷徨》。由《呐喊》到《彷徨》,预示着鲁迅启蒙姿态的变化。这一变化在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中已经初露端倪。如今以竹内好为代表的研究者往往由《<呐喊>自序》出发讨论鲁迅1912年到1918年间的转向,但正如丸尾常喜指出的,《<呐喊>自序》是一种回溯性的建构,写《<呐喊>自序》的时候鲁迅已经进入了他称之为“彷徨”期的时期。在丸尾常喜看来, “呐喊”早期,鲁迅的启蒙态度要积极得多,鲁迅启蒙姿态的真正转变,并非发生在1912年到1918年间,而发生在1921年9月起《新青年》阵营分裂之后。[3]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丸尾常喜并未就此进行深入讨论。在这点上,由“呐喊”期的《故乡》到“彷徨”期的《祝福》的转变透露了一些隐秘的线索:鲁迅启蒙姿态的转变或许与彼时中国乡土社会新旧转型期间的复杂面相有关。[4]
一、由《故乡》到《祝福》
《故乡》可以说是《祝福》的“前史”。《故乡》中,“我”冒着严寒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处理老屋变卖事宜——换言之,这时候“我”在乡土社会中还有“家”。《祝福》中“我”回到鲁镇,“已没有家”,只好暂时住在本家的鲁四老爷宅子里。对乡土社会的审视由两个离乡者完成,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目光。
在《故乡》中,视点基本上为叙事者牢牢掌控。小说中的“我”为生计在外“辛苦展转”,但心中始终有一幅“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图景。虽然回到故乡后因物是人非而心生悲凉,但一经提起闰土,眼前马上会浮现出儿时“神异的图画”。即使在见到闰土后深感“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走时仍不忘在侄子宏儿与闰土儿子水生上寄托希望。可以说,这是一个遇到挫折但没有放弃希望的叙事者,在他对乡土社会问题的揭示中始终存在着“改良”意图。[5]
而对《祝福》中的叙事者而言,故乡早已是异乡。在设定中,这一叙事者被设定为“新党”中的一员。但这一“新党”早已放弃了对乡土社会的任何承担,或者说他根本没做好重建乡土社会的准备。他与鲁四老爷谈话“总不投机”,面对祥林嫂的提问,他只能用“说不清”敷衍。这个叙事者与故乡是隔膜的,他基本没有自己的语言,他的讲述近乎白描,其间又充斥着各种“不安”,一直处在一种不断被打断的不稳定状态中。只有在化身为迫害祥林嫂的同谋者时,这一叙事者的叙述才稳定起来。叙事者的不安,起于祥林嫂的提问。为祥林嫂之死他“似乎有些负疚”,但是很快,他就觉得祥林嫂之死“还都不错”,心里“舒畅起来”。这时候,叙事者插入了一段讲述祥林嫂故事的长篇倒叙。这段倒叙节奏上非常稳定,叙事者化身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他游刃有余地控制着讲述中的视点变化,出入于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段倒叙中,也不存在《故乡》意义上的“主体”,毋宁说是不安的“主体”通过叙事创造出了现实主义秩序,以此缓解自身的焦虑。因此,我们看到,结尾处,在鲁镇一片祥和的祝福氛围中,“我”似乎与一向合不来的鲁镇达成了和解,与迫害祥林嫂的鲁镇诸众融为了一体。[6]
《故乡》与《祝福》的这种差异,与前述鲁迅由“呐喊”期到“彷徨”期的转向有关。对照两部小说,我们首先可以追问的是,两个回乡者各自面对着什么样的乡土问题?是否《故乡》中“我”设想的“改良”之不可行导致了《祝福》中新党的无能与退缩?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鲁迅:《故乡》
与《祝福》中叙事者的新党设定相比,《故乡》中“我”的身份设定要模糊许多。“我”自述自己少时是一个“少爷”,“家境也好”。这显然是一个大宗族,因为宗族内的祭祀“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随着父亲的去世,这一大宗族似乎也与鲁迅家一样“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离乡二十余年“我”经历了什么,小说未明言。杨二嫂认定“我”“放了道台”,“阔了”,但联系“我”变卖老屋的凄凉情形以及结尾处“辛苦展转”的自述,似乎“我”多年在外过得并不如意。这是小说提供的明线,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说明“我”的真正身份。关键的地方在于,“我”是否和《祝福》中的新党一样受了新思想熏陶?这点在我与闰土的交往中才呈现了出来。
- 原标题: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 ——重释祥林嫂之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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