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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到底是好是坏?
关键字: 林毅夫张维迎北大国发院面对面对话产业政策经济学家张维迎:五,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为了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提出一个六步骤的“增长甄别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生产已超过20年。我按照林毅夫的标准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国模仿的候选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8-2.2倍。
张维迎: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包括:1980年有科摩罗(400.3美元),贝宁(378.0美元),尼日尔(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国(350.5美元),苏丹(398.4美元),冈比亚(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纳(411.5美元)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亚美尼亚(636.7美元),阿尔巴尼亚(636.7美元),乌兹别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罗(602.3美元),吉尔吉斯(608.9美元)2000年有汤加(1926.7美元),秘鲁(1967.2美元),赤道几内亚(1979.3美元),阿尔及利亚(1757.0美元),约旦(1774.1美元),苏里南(1855.8美元),马其顿(1875.1美元),泰国(2016.0美元),纳米比亚(2059.4美元)2010年有哈萨克斯坦(9070.7美元),马来西亚(9069.0美元),苏里南(8430.9美元),帕劳(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罗马尼亚(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张维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包括:1990年有巴基斯坦(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麦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马其顿(2763.1美元),哥斯达黎加(3220.5美元),马绍尔群岛(3020.6美元),乌兹别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亚(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亚(2815.7美元)2000年有厄瓜多尔(7387.6美元),斯威士兰(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约旦(7742.5美元),白俄罗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鲁(6506.6美元),斐济(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兹(6953.8美元),萨尔瓦多(6424.9美元)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达(20567.4美元),乌拉圭(17082美元),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20478.7美元),拉脱维亚(17983.1美元),罗马尼亚(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罗地亚(19988.8美元),塞舌尔(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张维迎:中国应该向谁学?设想我们分别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这些候选名单中有哪些国家值得效仿?林毅夫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标准,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还低,当然不值得学;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和俄罗斯最接近,但美国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太多,没有办法学,而俄罗斯在林毅夫眼里已经是失败的典范;按照文化禀赋的相似性,中国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国太高了。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应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我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路线!
张维迎:谈“国家比较优势”有意义吗?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别很大,谈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许有意义,但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各地之间的差异甚至远大于某些地方与外国的差异。即使一个省内,各地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陕西省的陕南、关中和陕北就完全不同。中国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中国劳动力过剩?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不足,需要从内地招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
张维迎:“增长甄别法”的错在哪了?林毅夫“六步骤增长甄别法”的错误在于,他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就像一个人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毅夫认为政府有能制定产业政策也就不奇怪了!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发展不是线性的,在任何时点上,一个国家究竟发展什么产业,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甚至落后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比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大陆整体上比欧亚大陆要落后许多,但欧亚大陆还是从美洲大陆引进了玉米和土豆产业。幸运的是,企业家不会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法”决定该做什么。当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产业政策主导发展过程,林毅夫的六步骤甄别法也许是有用的指南,尽管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15:45 林毅夫和张维迎结束各自的演讲部分,双方开始进行激辩,首先是林毅夫对张维迎此前的批评进行反驳。
林毅夫:我所说的补贴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是帮助企业解决由劳动力供给上面的限制条件时才需要的,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驱动,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那样的政策环境。如果全国都是那种情况,是不需要补贴的。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似乎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实熊彼得谈有企业精神的人,可以是企业家、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要是我们没有企业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回应林毅夫:你提供那么多产业政策成功的例子,美国、日本,为什么不说一点中国的?
林毅夫:我承认会有政府失灵,因此才会去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政府可以减少失灵的地方,有市场失灵,但是不能就因此说不要市场;有政府失灵,也不能说不要政府。研究是这样的,有市场失灵我们来研究政府怎样克服市场失灵,有政府失灵我们来研究怎样减少政府失灵,我想这是比较正确的研究方式。
林毅夫:我说的产业政策没有假定政府是全知全能,有相当大的程度都是企业已经要进去了,然后去了解企业有什么困难,才帮助企业来解决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说汽车产业的成功不是因为产业政策,他对日本的经济研究不够清楚,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汽车产业一直是高关税,还有很多针对日本国内的某些特性要求的标准。只要有关税,有这种进入的障碍,都是产业政策,是保日本的产业。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似乎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实熊彼得谈有企业精神的人,可以是企业家、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要是我们没有企业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毅夫:张维迎说企业家创新是为了垄断利润,但是这有前提,垄断利润存在必须要有专利保护。张维迎剥离了垄断利润存在的前提,然后说企业家不需要政府,没有政府怎么有专利保护呢?要是没有专利保护,那技术发明了以后大家能够马上模仿,那还有企业家愿意去做吗?
林毅夫: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一些制度条件研究清楚。为什么我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给点税收优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自己来说是新的,但在世界上面是成熟的,没有办法给专利,所以给一点税收优惠,但这种税收优惠是非常少的。
林毅夫:我基本上是反对补贴的,我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的激励机制者的补贴,基本上可能就是税收优惠几年,量非常少。
林毅夫:维迎说产业政策必然失败,中国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必然失败,按照这样推论,中国怎么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稳定跟高速发展呢?如果维迎抛开书本到各个地方去走走看,就会发现政府帮助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林毅夫: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同意维迎讲的,我们现在有些地区、有些省份他实际上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了,有些还在中低收入经济体,因此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不能有一个产业政策适应全国,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来制定产业政策。
林毅夫:我在因势利导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精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政府要帮助他把在扩张时的瓶颈和障碍排除掉,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技术所带来的机会,企业家已经进入到产业里并且有获利的空间了,政府帮它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条件。
张维迎:回应林毅夫教授刚才说的我觉得比较难,坦率地讲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张维迎:林毅夫在反驳我产业政策注定失败的结论时说,因为我主张产业政策注定失败,中国政府有很多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必然失败,这是什么逻辑?
张维迎:林毅夫讲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提供一些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我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而是政府不要给企业设置障碍,政府帮助企业解决的好多问题是先设置了障碍,然后再帮助,等于说我把你的嘴封上,不让你吃饭,每天给你输营养液,每天维持,没有我你命就没了。
张维迎: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商界企业家,我曾经在我的《博弈社会论》最后一章也提出过制度企业家、政策企业家。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是企业家延伸的说法,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替代,然后说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
张维迎: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吃的鸡蛋都是政府供应的,难道由此证明说没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鸡蛋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鸡蛋必须由政府供应,因为你不让企业家供应,只能政府供应,你反过来说,这就证明政府供应是最有效的,没有这样的逻辑。
林毅夫:中国改革的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确实是越来越跟国际经济结合。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我不这么认为。90年代的时候其他跟我们处于同样一个转型阶段的国家,他们“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的经济是崩溃的。
林毅夫: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以及“五种产业”的划分当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那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是帮他解决他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辩论到此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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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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