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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张维迎激辩:产业政策到底是好是坏?
关键字: 林毅夫张维迎北大国发院面对面对话产业政策经济学家张维迎:TD-SCDMA以电信业为例,在TD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几个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上TD,因为技术上根本不成熟;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拍板上。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中国移动上4G的积极性最大,因为只有它用了TD标准,而中国电信和联通的3G远没有饱和。因为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张维迎: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证明自己错了!
张维迎:只需要一个激励机制!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然,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张维迎:三,外部性和协调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出来的吗?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带来100的回报,不意味着企业家就不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当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机卖给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的正外部性;当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每个人桌子上的电脑安装的都是他的软件,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
张维迎:外部性不成立:创新的例子按照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张维迎: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买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甚至吃苍蝇。从啃馒头和吃苍蝇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张维迎:市场协调失灵?林毅夫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张维迎:协调举例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的一个例子。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场吧!据说现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万的代孕婴儿出生。一个中国妇女买到美国男人的精子,然后雇佣印度女人代孕,这是多么复杂的协调!但自由市场做到了。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计划经济下计委和经委整天慢得团团转,仍然是生产企业时时告急,消费品到处短缺,市场经济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林毅夫为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协调经济活动?以我的观察,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政府管制的压抑!
张维迎: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有问题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成功”,则是个伪命题。“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曾有过专制政体,现在仍然有不少国家实行专制政体。难道由此就可以证明专制是发展的提前条件,专制是正当的吗?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的就是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道理,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张维迎:四,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的自相矛盾“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得到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丹尼•罗德里克:“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在我看来,他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贸易保护政策是损人不利己。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
张维迎: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李嘉图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带来的一个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情。其实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比较优势就是管理学家的核心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战略。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自己更擅长的工作。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只有傻子才会违反自己的比较优势。瞎子说书、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我和林毅夫今天在这里不论产业政策,而不是什么量子卫星通讯,就是因为我们俩人在经济学方面有比较优势,在物理学和通讯方面没有比较优势。这样的决策不需要别人教给我们。
张维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关系不大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看看各国的进出口结构,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按照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18世纪的英国绝对不应该发展棉纺织业,因为英国的土地不适合生产棉花,英国种植的棉花质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应该发展钢铁业、汽车和电子产业;1960年代的韩国也不应该发展汽车产业;高科技和农业也不会成为以色列的优势产业;浙江的义乌也不会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张维迎: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就好比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称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禀赋决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学习的结果。至少对我是这样。进一步,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或者说,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在决定比较优势上的重要性。英国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但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是英国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包括发明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发明多轴纺纱机的哈尔格里,发明机械纺纱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走锭精纺机的塞缪尔•克朗普顿,等等);当然,这里应该给英国政府记上一“功”。英国政府1700年颁布禁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波斯进口棉织品;1719年禁令进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戴或拥有棉织品,如有违犯,对私人科以5英镑罚款,对商人科以20英镑罚金。禁令的目的是保护毛纺织业,不是保护棉纺织业!但歪打正着,保护出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
张维迎:“正确的产业政策”?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还有必要就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讲几句。
张维迎:激励机制能解决寻租行为吗?林毅夫似乎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解决的。这种认识如果说不是过于天真,也是对激励理论的误读。政府官员是多任务、多目标的代理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对政府官员,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但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要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是不可能的。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我们很难区分究竟是经错了还是和尚念错了!3G的错误谁应该负责?光伏产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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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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