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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理解有为政府的基础理论——我对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思考之一
关键字: 林毅夫林毅夫田国强争辩有为政府市场失灵有限政府五、促进分配正义理论
上面引入了市场主体的相异性,尤其是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性,这也必然导致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一般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交易中的供求关系根本上体现为权力之间的较量,交易剩余的分配结构也必然决定于当事人的权力对比;因此,分配结果总是有利于势力大的一方,强势者往往会占有更大的收入份额。进而,更大的收入份额又进一步增强了强势者的力量,从而使得它在今后的交易中拥有更大的优势,并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如此循环往复,这就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最终导向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
当然,一些经济学人也许会基于库兹涅茨(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俄裔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的倒U型收入分配规律,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到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并以此来为现实收入差距辩护,并反对人为干预来缩小这种收入差距。如张维迎就认为,“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但实际上,这并没有认真区别倒U型收入曲线前后端的影响因素差异:(1)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2)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 也即,收入分配本身就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随着财产权利的集中,其所有者将在谈判中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权势,从而也会获得越来越有利的收入份额,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
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社会,完全基于力量决定的供求市场必然就有强烈的掠夺性,必然缺乏对正义和公平的关怀。为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就体现为:存在一系列法律来限制那些附属于特定功能角色的财产权利的使用,使之不会因累积效应而膨胀,这也正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之理论基础。同时,正是通过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财产权利的“约束”壮大了弱势者在谈判中的力量和地位,从而最终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缓和甚至转向缩小。
事实上,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对社会正义往往具有基本共识,这就是个人的所得收入与其劳动贡献应该相对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使每个人的福利与国民财富同比例增长。其中,就成熟而完善的市场而言,它应该维护每个市场主体的应得权利,致力于促进社会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平衡发展;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被视为成熟的而非原始的,才能被视为合作性而非掠夺性的,才能促进社会秩序持续扩展。
就合理和合法性的政府而言,它应当是弱体群体的保护者,应该确保社会中不存在统治和剥削其他群体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才能担负起协调社会利益的功能,才可以保障社会协调合作的顺利进行。
同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人本主义者,经济学人也应该致力于分配正义的深层研究,因为分配正义的实现不仅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而且分配正义本身就是值得推崇的社会价值。显然,在现实市场中,无论是资源的初始占有还是财富转移的程序制定都控制在少数权势者手中,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就具有显著的不合理性;而且,初始分配收入的不合理性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没有体现其劳动贡献,而且表现在依据劳动贡献来获取收入的原则也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自然不平等。
因此,从正义原则角度,这就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对初始分配收入中的不合理进行弥补:(1)对那些受到损害的主体进行补偿,从而实现补偿正义;(2)对那些处于自然弱势地位的主体提供援助,从而实现纠正正义。显然,这就赋予了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对古典经济学从力量博弈将收入分配与规则制度联系起来,而是基于边际生产力原理将生产理论和收入理论统一起来,进而将市场收入与生产贡献等同起来;相应地,它将初始分配收入视为正义的,并由此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将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认为是对基本正义的违反。正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鼓吹下,政府在纠正和补偿正义以及收入再分配功能被放弃了,而市场机制则得到了过分的推崇,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也片面地强调收入分配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以致任何以其力量所获得的利益都被合法化了。
六、促进社会均衡理论
讨论政府所应承担的功能,不是先验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特定时空下的诉求有关。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政策之后,西方诸国的公共部门以及公共开支一直都呈现出迅猛的增长趋势,包括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管制以及公共部门公共所有权的扩大。而且,经济权利最为集中的不是由法定管制的方法或公共所有权带来的,而是发生在公共部门(即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相对增长上。
事实上,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已经成为现代发达经济的特征:发达国家中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平均已达40-50%,尤其是在北欧那些福利国家,公共部门占GDP的比重已达6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公共开支长期增长的现象呢?经济学界为解释此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大致有这样几种:
(1)瓦格纳的“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履行越来越多的职能角度做出解释,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而使得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2)皮考克和怀斯曼的公共选择理论,倾向于从公共收入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而增长,并导致公共支出相应增长的角度做出解释;
(3)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发展理论,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公共支出结构做出相应变化的角度做出解释;
(4)鲍莫尔的“鲍莫尔病”,倾向于从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偏低必然导致其规模偏大的角度做出解释;
(5)帕金森的帕金森法则,倾向于从等级制组织中的组织原则弊端中寻找原因: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6)黄有光的追求福利说,倾向于从福祉和快乐角度探究广告品的增长,私人消费主要是私人间竞争,从整个社会来看并没有提高快乐,只有私人消费转移成为公共开支尤其是用在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方面,才可以在没有减少私人快乐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就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它强调,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会都应该使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其基本思路是:一种产品使用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相应地,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私人消费品的增加将相应地增进公共品的需求。例如,随着更多汽车的消费,就必须有更多的汽车保险和更多使用汽车的空间。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性需求占人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停车空间,富裕社会越来越需要道路、学校、博物馆、低价住房等公共事业。
然而,长期以来社会均衡状况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能够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消费保持起码的关系;相反,私人部门的富有不但与公共部门的贫乏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而且私人产品的丰富性成为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是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的共存现象。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越是盛行的地方,私人产品和与公共产品间的失衡情况也就越明显:一方面是华贵豪华的别墅花园、昂贵奢侈的私人飞机和琳琅满目的金银绸缎,另一方面则是破烂不堪的公路、充满臭味的河流、拥塞肮脏的公共交通。
那么,对人类福利来说日益重要的公共目标为什么会被现代社会所忽视呢?加尔布雷斯(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主要原因在于:(1)在现代垄断经济体系中,传统的完全竞争力量已被强大的组织力量所代替,如巨大的生产者、全国性零售公司和强大的工会;它们操纵了市场、操纵了消费者,从而操纵了经济;(2)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因而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常常并不是供应商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正因如此,就要重新树立经济学对公共目标的关注,重新认识和确立政府的应有职能。
- 原标题:如何理解有为政府的基础理——我对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思考之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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