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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最后更新: 2020-05-28 18:05:20五、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注释:
[1]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 陈言:《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载《新快报》2008年1月30日,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01/30/content_125045.htm。
[4]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1930~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后改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39~1949及1953~1956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192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在列宁时期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斯大林时期是领导集体中的二号人物。1957年6月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
[7] 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打算要求芬兰补偿它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我们不需要钱,而要求用实物补偿。芬兰可以在5~8年期间之内完成赔偿,向我们提供纸张、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补偿我方损失。”丘吉尔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说:“在芬兰同德国结盟的战争时期,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个穷国能够提供的补偿。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丘吉尔说他“自俄国革命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口号”。斯大林则以玩笑的口气告诉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参见“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9] 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页。
[10] 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年-1877年5月30日),汉名阿古柏,为中亚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以及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于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后被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击败。史称“阿古柏之乱”。
[11]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说:“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9/c1024-27326856.html。
[1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13]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这篇祭文载于《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15]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6]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17]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4页。
[18] 李承志:《地中海边界》,载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11-23/101507.html。
[19]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23]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24]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6]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29]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 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 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 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 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 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 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Vol vi. No. 4.Nov. 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5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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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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