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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最后更新: 2020-05-28 18:05:20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得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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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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