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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关键字: 毛泽东毛泽东战略思想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美国苏联印度蒋介石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178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179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180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81。“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182,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83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84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185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186。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187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从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明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88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189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90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191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192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七、工农联盟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贡献是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国发展与工农联盟而不是与资本联盟。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1959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193农民两极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规模不产生的原因。适度的农民脱离土地,可以为城市工业提供劳动力后备军,而农民过多地与土地分离,其中产生的庞大的流民队伍就会成为瓦解国家的力量。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集体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94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195,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196。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197。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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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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