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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关键字: 毛泽东毛泽东战略思想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美国苏联印度蒋介石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16。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7。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8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9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20。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21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22,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23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24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25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26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27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8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29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0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31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32。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问题,即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33。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34,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35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36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3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3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40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推动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1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42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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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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