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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关键字: 毛泽东毛泽东战略思想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美国苏联印度蒋介石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在访问中国结束并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在告别时向他伸小拇指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蒙古。”61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2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63“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64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65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66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67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68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69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70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71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72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73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74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75笔者深以为然。
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76。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77;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78。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79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80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81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82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83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84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85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86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绝对否定四川的战略地位,而是说与陕西比较而言,它对于红军发展而言,不属于主要的战略方向。1936年4月毛泽东在指挥山西过河入晋部队反蒋阎围剿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出充分准备,他在4月22日发给林彪等电报中交待:“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87区域、三边88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南主要方向。”89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90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绝对否定张国焘方案合理之处,而是认为张的方案不能列为当时红军应当竭力争取的主要战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虑比如陕南区域的次要战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8月,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将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刘伯承、刘小平致电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于回之动作,选取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廉、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的命令。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91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认为只有陕北才是红军落脚的唯一方向,而是说当时只有陕北最有利于红军获取并贴近中原。事实上,贴近而不是远离中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方向”。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明确点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92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93。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局,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河南区党委:“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94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95
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96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敌人的外线力量四张时在敌最安全的后方即内线的关键地带预置“冷子”,由此造成敌人的战略收缩和因此造成的形势翻转,是毛泽东军事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9月13日,日本占领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沦陷,日军准备继续向武汉挺进,国民党内出现绥靖妥协的思潮。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国民党向日本出卖民族利益最坏情况出现、国际又不能提供帮助时,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97的问题。2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98
此时,他开始“为天下有变的时候”在全国关键区域预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示“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干部配备。”99雾灵山,地处今河北兴隆县境,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河北继而江苏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敌占“后方”。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解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100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的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101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要求:“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102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毛泽东立即考虑在江淮东西两翼预先布局。6月2日,毛泽东复电正在茅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项英:“敌之总目标在戟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037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朱理治,要求 “对牛伏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104伏牛山是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南阳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阳盆地并直逼黄淮平原。10月27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形势开始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051944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已见曙光,国民党向苏区围攻加紧,日军也加大了对豫湘一线的攻势。1月12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要求特别注意在接近大别山的区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1061938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等,指示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要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107 1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时注意东北。”108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091945年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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