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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图姆:何谓维人?
关键字: 维吾尔维吾尔族民族民族主义文化改革穆斯林文化
六城改革者的计划中,只有新式教育运动得到了稍微详细的研究,但就算是这样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衡量扎吉德在此区域影响之传播的,粗略的标准。尽管有着各方面的困难,新式学校还是越来越多了。在这方面,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共和国时期新疆的汉族统治者杨增新(1912-1928)、金树仁(1928-1933)、盛世才(1933-1944)把持的政权,在对待新式学校的态度上,这些人一直在支持与怀疑间摇摆。许多六城精英也抵制新学校(新式学校侵蚀了既存的伊斯兰教育的规范),这些精英有时会到汉人政府那里寻求支持,来反对这些学校。六城教育运动在二十世纪十年代期间一直以相当的力度持续,但成就则大小不一。当然,传统的旧式小学(maktab)依然是六城教育的主要形式。一些较大的城镇甚至连一所新式学校也没有,比如说,看起来叶城(Qarghaliq)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就没有这样的学校。 然而,即便大多数六城人并没有真正接触到新式学校,但这些学校,在这点上可能还是成功的:它们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熟悉土耳其、伊斯兰和俄国思潮的精英。这些人后来在独立的东突厥共和国(1933-1934和1944-1949)中影响极大,他们建立维吾尔文化组织,在新报纸上主导着民族公共话语,并写出了最终重新界定了现代的、维吾尔形式的六城文化的大多数文献。
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体现了对作为一个独特主题的历史的重视。 关于六城新式学校中历史教学性质的材料还有待发掘,但历史被单列为一门学科这个事实本身就很重要。正如艾迪布·哈立德(Adeeb Khalid)指出的那样,新学校把历史(和其他领域,包括地理学和算术)与一度插入其他领域的“宗教教导”分立这件事情,标志着一个“把伊斯兰与其他知识分开的进程”的开端。 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喀什反对新式学校的人认为“历史和地理”教育特别具有进攻性。 这样的知识的去神圣化后来变成圣人教诲向民族主义小说的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大多数还在上旧式学校的六城人来说,历史实践依然是内嵌于神圣知识的,而这种神圣知识,在文本的领域,依然为圣人教诲所支配。
六城学生向西突厥斯坦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规律的流动,也鼓励了新观念向六城的传播——多亏了与西突厥斯坦对新视角的接触,以及那个地方程度更高的言论自由。一小股学者和商人汇成的涓流一直在六城外流淌,而在十九世纪晚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遭遇到新的,想象认同的方式。在这些旅行者中,著名的改革家阿卜杜拉·卡迪尔·大毛拉(‘Abd al-Qādir Damollam)就是这些新观念向六城最有效的传递者之一。他在1889年去了布哈拉,在那里学习了八年,然后又到伊斯坦布尔和开罗旅行。阿卜杜拉·卡迪尔在国外出版了许多在六城流传甚广的教育材料,其中就包括一本今天还在喀什地下书市流通的教理问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及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六城学者的旅行越发频繁了,成百上千名六城学生到西突厥斯坦,特别是塔什干求学。在军阀统治者盛世才与苏联联盟期间,许多学生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每年去西突厥斯坦学习的学生名单,都是盛世才亲自核准的。 当时,在与苏联民族政策的对话中,西突厥斯坦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塑造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其他民族的认同,并为他们建设新的民族文学。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六城学生接触到了报纸上激烈的公共讨论,和包含大量与政治思想互动的教育项目。政治化的气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一直持续,在此时期盛世才每年会向外排遣一百名学生。盛世才统治时期的一名学生的回忆录描述了六城学生学习艰涩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并创作戏剧(戏剧与报纸一样,是改革文献的主要形式,这点也是重要的)、参加学生会的经历。
在西突厥斯坦,在革命前,人们就已经对认同问题很感兴趣了。来自奥斯曼和鞑靼学者的泛突厥斯坦主义在当时很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观念。当时人们正在讨论“突厥斯坦”认同,报纸上也有文章在讨论更加狭隘的,诸如Sart(萨尔特人)此类的认同术语。对中亚认同的高度自我意识的、明确的考察,经常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政治热望。当斯大林的苏联要按民族界线来创造中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就涉及一个给公民分类的庞大计划)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地位甚至更加显著了,而这些想象最终具化为苏联的官方分类。苏联的民族政策至少以以下三种方式在六城产生影响。首先,这一政策鼓励中亚知识分子讨论认同,并把他们推向俄国、因此也是欧洲传统中的民族主义。塔什干的六城学生也是在这样的智识环境中,加入到围绕民族认同进行的对话中去的。其次,盛世才采纳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大部分内容,最终也以苏联划分西突厥斯坦人民的方式,来划分新疆各民族。最后,在苏联内部,特别是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七河省,也有大量六城人的后裔,他们也参与了更广泛的,苏维埃中亚的智识讨论,并在民族上被苏联划分为“维吾尔人”或“塔兰其人”。在维吾尔人认同的形成上,这个群体的作用,很可能至少和土生土长的六城人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是同样重要的。
七河的大部分六城人是塔兰其人,他们是在准噶尔蒙古人以及后来的清人的逼迫下,离开六城绿洲,到天山的伊犁河谷开垦的农人的后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政治变迁频繁地把大量难民赶向伊犁河谷,他们经常也以到附近地理条件相似的七河省定居而告终。其他塔兰其人来七河,则是季节性地到这边的工厂打工。大卫·布洛费(David Brophy)已经全面地描述过塔兰其人中流行的话语,他还论证了,在本土关于民族认同和苏联民族政策的智识辩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在西突厥斯坦其他地区也存在的互动。 也正是在这个群体中,维吾尔这个词才开始被用作包括塔兰其人的六城人的族名。尽管维吾尔这与特定的、前伊斯兰的六城王国相关的词一直到二十世纪在六城都总是时不时地有人使用,但在此之前,它还不是一个人们广泛使用的族名,而在被用作族名的时候,它所描述的,也仅限于北方吐鲁番和哈密绿洲周围的居民,而非六城人全体。这个术语作为族名的复活看起来受到了当时西突厥斯坦的知识分子们可以接触到的,欧洲关于维吾尔佛教王国的学术研究的影响。1910年,一位塔兰其作家以维吾尔之子(Uyghur Ballisi)的笔名写作。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政治与文化组织也把维吾尔当作族名来使用了,他们还就维吾尔人应该是只包括喀什人(除塔兰其人外的六城人)呢,还是也包括塔兰其人,抑或,甚至也许也应该包括含汉族在内的所有新疆族群进行了讨论。1935年盛世才把维吾尔(本质上,就像这个术语在七河塔兰其人那里发展的那样)正式确定为一个官方的民族范畴。这一认同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早先已经讨论过的六城认同的边界,但也把来自尚无重要教诲为人所知的地方的说突厥语的人,比如说哈密边缘绿洲的塔兰其和突厥居民,明确地、紧密地和六城这个核心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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