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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写作时个人必须回归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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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弱小者的观点看世界
杨渡:您写小说是为了发言,为了使生命不被扑灭,而能留下记录,其实,您发言还有许多的范畴,像后来还办了《人间》杂志,是怎样的因缘际会使您有了这样的尝试?
陈映真:您说得很对,无论是从事小说创作、杂志编辑,甚至是评论工作,基本上都是有话要说,想藉此表达某些想法。尽管表达的形式不同,有时是批评文章、小说、杂文。80年代中期的《人间》杂志也是这样的想法,主要由于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弱小的人被当成工厂里的报废品给扔了。经济的发展,使人受到了伤害,环境、文化也都受到了无可弥补的伤害。主要的媒体,都是报导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幸福、快乐、富有、文明、开化的生活,形成虚构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层几近被掩盖而没有面貌的人,都是在劳动现场,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或是在都市边缘,或是穷乡僻壤,但他们却自有其生命力!
当我们在都市中看到人荒废的一面,偶尔在边陲地带也看到底层的人展现出惊人的强韧力量,因此,当初有了“站在弱小者的位置来看现代台湾”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一个想法;其次,是想让照片回复到人文的位置,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照片拍摄内容除了沙龙之外,甚至广告商品、食品、汽车、美女……已移开了同等的高度来看人这样的标准。
当我在看到尤金·史密斯的作品,大吃一惊,原来,照片也能这样拍。因此,我和一群朋友试图寻找、发展台湾的报导摄影。此外,由于独特的政治关系,台湾的报导文学当时并不发达。报导文学主要是属于批判、揭发、反思的文类。虽然现今也有不少的报导文学奖,但究竟报导文学是什么,似乎到目前还很困惑,没有弄清楚,很多得奖作品看来不错,但充其量只是深度报导、特别报导,或扩大报导,但不能称之为”报导文学”。因此,我们在戒严结束的前后,用了全新的视角展望台湾战后急遽发展过程中,人的变化和遭遇,特别从弱小者、没有面貌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但没想到《人间》杂志的影响还不小,我不断地听到有不少人是看着《人间》杂志长大的,还有人以此为论文研究的主题。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我特别怀念着当初一同工作的伙伴们。
四、思考台湾社会的性质
杨渡:台湾当时处于社会遽变的时代,但自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就没有社会运动,我常说《人间》杂志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个媒体,当时的工作同仁,像蔡明德、锺乔经常跑到第一现场,看到弱小者,就跳下去协助他们做许多复杂琐碎的工作。
陈映真:有种说法是,《人间》非常有爱心,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事情。其实正好相反,是现场的那些人事、生活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眼光重新去认识,产生了互动的关系。生活原本就存在着,只是我们这些媒界、知识分子未能去理解,排除了它,后来很多工作者了解后就全力投身其中,蓝博洲就是一个例子。那段日子,以及那些共同努力的朋友,的确令人难忘。
杨渡:《人间》杂志所代表的就是台湾社会遽变的现况,如社会运动之初的反杜邦,一直到所有工运、农运的现场,《人间》所扮演的几乎是社会遽变的最前缘。而我记得,您曾在《人间》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赵南栋》,后来就停笔了,读者都深感可惜,能否谈谈这部分?
陈映真:从《赵南栋》停笔到《归乡》,其间将近有十年的时光,因为《人间》结束后,我的工作重点就放在出版上,除此,我自己涉入了对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史的研究,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由于台湾左翼的传统断绝了,对于自己的社会如何有科学的解释,成了极待解决的重点问题,例如30年代的中国,在北伐失败后,曾有大规模、优秀的中国社会史论争,论争的内容是关于按照马克思所提人类社会的五个阶段论来看,中国的历史如何区分其发展阶段,众说纷纭,连国民党都参与争论,但唯一的共通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后有个结论就是中国是半封建的社会。
台湾在30年代,1928年的台共第一次纲领,1931年的台共第二次纲领,将台湾社会定性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后来地下党来了,就完全是实践的问题。而非理论的问题,台湾的地下党就是没有理论的问题。白色恐怖以后,这个思维、社会科学的体系就全垮了,紧接而来是美国那套社会科学,如实证主义、现代化论,研究小的局部问题。如何认识台湾是个怎样的社会?知道了性质后,才能发现社会矛盾的本质,但怎奈台湾一直没有此类相关的知识。我是属于思想必须有出路才能写作的人,我对社会主义本身,以及中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思想上的挑战,但我们的社会科学却远远不能提供这个答案,因此引起我长久以来的关心,台湾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社会?因此,解严之后,我找了几本早已知是重要的书来读,如刘进庆教授《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等,这两本书可说是台湾知识分子非常骄傲的贡献,是留美系统的知识分子所没有交的卷,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态度分析了日据时代台湾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也分析了1945年到1965年间的台湾社会,是经典的作品。这些是《人间》之后我所偏重的事。
五、个人必需回归阶级
杨渡:隔了近十年重新写作,您曾说自己的思想必须有出路才能创作,这是否意味着您已找到未来的写作方向?
陈映真:首先,如果创作者不受那些外来的理论太过影响,如后现代、身体、情欲、同志等相关写作,其实这些理论并非不好,而是引用时的创作必须能感动人。其次,不管是同志也好、妇女也好,首先就是个人,就必须归回阶级,只要回到主体去看社会,会发现能写的材料相当多。其实,对我而言,并非重回创作的问题,我一直在表达我的思想,只是重新选择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呈现。此外,由于觉得生年有限,忽然间已跨过了60岁,在公共汽车上开始有人让位给我,恭敬地称我为老先生,都让我惊心动魄,还有家人、朋友(如黄春明)的鼓励,使我发现还有不少题材可写,一路写来还算顺手,不一定写得好,但最大喜悦是《归乡》写得顺手,不致有太大的挫折感或阻力。
杨渡:回顾您早期的作品到现在的创作,是否思考过,什么是您文学中真正坚持的?
陈映真:现代文学的产生,从世界的角度或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开始的,因此浪漫主义是第一批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登上世界的舞台,带着年轻的生命、诧奇的眼光看待世界,像青少年一样,充满了感伤,强调个人的觉醒、个人的重要价值,抗拒、批判着资本主义的都市,退隐到山林、湖泊。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写集中在都市中那些穷苦的工人,以及那些为生命、为社会、为遗传所拨弄的人,至此,人对于新的社会体制所强加于人的种种仍有批判。到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产生了现代主义,就完全退缩到边缘,认为人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失。因此,又开始强调个人,以独特的语言、形式来抵抗日常化的语言,其中充满了焦虑、悲观、孤绝,到了后现代主义,人根本就消失了,成了消费的机器。
(原文刊发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
陈映真:男,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曾创办《人间》杂志。2010年获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为首位加入此协会的台湾人。代表作有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上班族的一日》《苹果树》等,评论《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中国结》等,
杨渡:本名杨照浓,出生于台湾台中县乌日乡,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兼任讲师,被视为泛蓝阵营的媒体评论人。
- 原标题:陈映真专访:个人必须回归阶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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