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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写作时个人必须回归阶级
关键字: 陈映真陈映真是谁陈映真去世台湾作家陈映真【陈映真先生去世,世人再想听他谈文学已不可能,甚是惋惜,所以那些先前留存的访谈资料就弥足珍贵。2015年,台湾作家杨渡对陈映真先生进行了专访,陈映真先生回忆了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初衷,并分享了早年阅读“禁书”、文学创作、创办杂志《人间》乃至被捕入狱的经历。当谈到文学创作时,陈先生说“个人必须归回阶级,只要回到主体去看社会,会发现能写的材料相当多”。整篇专访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陈映真先生对文学、政治信仰的热爱与坚持,使读者得以了解一个形象更立体、更丰富的陈映真先生。观察者网特此刊出这篇专访,以飨读者。】
原文编者按:陈映真是台湾作家里最备受争议的一位。举凡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学理念,都曾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里引发过重要的抗辩。从早期的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到第三世界文学理论、中国结与台湾结等等一个个纷纭的论战,他亦无役不与,且截然地呈现一贯的思想态度。三十几年来不论是文学、艺术上的陈映真,或者是政治、思想里的陈映真,他都是一个台湾文学界无法忽视的庞大存在。
杨渡(左)、陈映真(右)
一、从小资绝望、荒无的基调到追求解放
杨渡:您的众多作品中,我第一篇读到的是《我的弟弟康雄》,读完很感动,觉得里头有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当时其他的文学作品风格迥异,能否谈谈您的文学生涯源头从何而来?
陈映真:我的年纪较你们这一代为长,因此文学经验也有所不同,一个民族的文学传承,和国家的文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传统里,新一代的作家得以学习我们民族叙述的方式及写作的范式,包括创作方法、文学语言、技巧。
50年代时,台湾的文学技巧较为荒废,由于政治的因素,当时30年代的作品都无法一见,可说是没有传承的年代,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发现了父亲留下的鲁迅作品《呐喊》,使我对30年代的作品怀抱着好奇。其后,我找到了旧书摊,开始寻找鲁迅周围的作家。鲁迅的语言特色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中国新文学仍处在汉语白话实验阶段时,他就能呈现如此完美的白话文艺术及小说结构,这是相当具有特色的。鲁迅的小说语言及叙述的方法,带给我极大的影响, 我早期的作品篇幅都很短, 或许和这有关。再者,我强调民族文学的传承,30 年代的文学作品,有特别的思想支撑形成特殊的氛围。此外,或许也由于我就读外文系之故,综合上述这些因素, 使我的文学表达稍显得特殊。
杨渡:您曾有作品描写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绝望、虚无与苦闷,这种思想的根源为何?
陈映真:这个问题我第一次正式回答,以前遇有类似的问题,并未作仔细的回答。
第一,在思想上,我自觉自己是个小知识分子,从社会科学上的定义来说, 我自认是社会阶层的中间者, 因为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人的基本社会属性, 都是小资产阶级。为何这种身分会被特别提出,因为从左翼的观点来看, 小资本阶级是最中间的阶层,可上可下,情况好时,可上升为上层的阶级的服务; 情况不佳时,可能牢骚特别多,转而同情下层的人,一起闹革命。
此外,有些评论家认为我作品中弥漫着苦闷与绝望,故事主角动不动就死亡,和我早期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有关。基本上,对于评论者的论点, 我保持尊重的态度,不能跳出来否定,但在此我想进一步清楚的说明。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 年轻的基本格调就是感伤、忧郁、易感, 像吕赫若如此年轻就能呈现冷恻、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是很少见的,颇令人讶异。第二, 当我开始在牯岭街的旧书店流览, 接触到像《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大众哲学》、《马列选集》第一册等左派的社会科学书籍时, 受到的影响很大, 但在当时台湾, 我获得了那样的知识反而不敢和别人分享, 像吴耀忠那么好的朋友, 也是到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才敢告诉他。当时环顾左右, 台湾实在没有30年代、40年代那种优秀作家、文化人、学生共同高举红色的旗帜奔走呼号的环境, 而是一片沉寂、荒芜与绝望。有了这些影响, 因此, 我的作品呈现较为不同的风格。
杨渡:您提到的那些书,在当时是禁止阅读的,那些书籍是如何流出的,您找到了那么多好书,有何感想?
陈映真:我是在60年代和旧书店接触,当时在白色恐怖的清扫下还有那些书的存在, 其来源有二, 一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日文书籍, 由于检查之严, 常在重要之处以××或□□取代文字, 但我们仍能从别的地方嗅到我们所要的知识。那些多是日据时代台湾20年代末期、30年代左翼传统的知识分子买下阅读的书, 而一直流传到战后。第二, 台湾光复后,1945 年到1949年间, 大陆的思想、文化、文学对台湾的影响甚大, 尤其是透过杂志产生更大的影响。当时,我去旧书店的年代已算晚, 尚能找到那么多的经典之作, 上头还有不少前人的眉批,对我而言,每一书都是活的,而非只是一本破旧的书,说明了那个时代,台湾的知识分子向往追求改造生活的知识,而就在那里,我和这段历史、这些人相遇了。换言之,我在旧书店和30年代、40年代的文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碰面,并交互影响激荡。具体的说,社会科学使我更深刻的理解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内容,而文学审美形象的世界又使我了解了较枯燥的社会科学真实的内容,也就是人的内容,包括人的解放、自由及充分发展。
二、孤独的文学政治犯
杨渡:您的文学表现因思想之故,使您似乎成了个独行的人,而思想上又因政治之故,导致走上了入狱之路。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陈映真:在整个台湾历史上来看,日据的30年代,左翼运动是存在的,但在中日战争后又压抑下来,其后1945年到1949年稍有复苏恢复,但到1949年开始肃清,所有有关改造、民族解放的传统全面毁灭。因此,战后台湾思想的特性是缺乏了左眼,左眼或许没什么重要,但人一旦失了左眼,平衡就有问题,台湾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外国的影响,尤其是英美训练出来的硕士、博士,高居各领域,对台湾文化、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影响很大,却少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者、文化评论人、经济学家、左派作家,长期缺了一边在发展,因此您认为我是孤独的,是因为此故。
杨渡:正因您读了这些左翼的作品,试图和一些朋友组织团体,进而采取一些行动,导致您的入狱。很少听您提起这段历史,能否谈谈。
陈映真:现在很多人把自己装扮成英雄,说自己是政治受难者,事实上我并非谦虚,因为刻意提起是很幼稚的。一个人读了书,思想上起了变化,没法就此终止,一定有种对于实践的饥饿感,左翼的教育就是强调实践,一如童年时,学骑脚踏车,遇到下坡路段,或许还不太能掌控方向,但已无法停止,只能要求不冲进沟里,哪怕撞到电线杆也无法逃避。我们那群小资产阶级走向实践之路的,有的是听收音机,有的是受我的影响而来,共同走向一个今日看来颇幼稚的组织形式,并拟定了组织的纲领,在当时,我们的组织团体从严肃的政治层面来看,算是相当幼稚的,但统治者非但当真,还把我们统统捉起严办,促使我们不得不继续走上这条路。
杨渡:我曾听吴耀忠说过,当年入狱,台湾仍处于60年代素朴的社会,待70年代出狱时,惊觉社会改变之快,连路上都变得车水马龙。当时您是否也感受到那种遽变?
陈映真:我是1968年入狱,70年押送到绿岛途中,透过车上的小细缝看到当时板桥的街道,许多的新房子都盖起来了,几乎都不认得了,出狱后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在视觉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建筑,整个永和几乎都变了,真令我有恍如隔世之感。
杨渡:但您出狱后重回创作仍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写了《夜行货车》等书,对于资本主义充满着批判。
陈映真:原因有二,第一,坐了牢,反正已被贴了标签,很多过去须隐讳才能表达的题材,而今都不再拐弯抹角。其次,我在狱中也得到了成长,最大的影响是我和耳语、传说中50年代那些因肃清而入狱的人物碰了面,使我和台湾史缺失的这部分接上头了,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使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且值得再坚持下去。此外,回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似乎小有名气,我更坚定要不断的写作,有朝一日,当再有人捉住我的时候,会多了一条对作家迫害的罪名。
其实,我出狱之时并不是那么的惬意,实际上也经过了辛苦的斗争。举个例子,当时因为《夏潮》写稿编辑之故,三重埔某个工厂的几个女工来找我,诉说劳资纠纷被压迫的实情,当时觉得很感动,她们为何找到《夏潮》?我们一贯关心受压迫的弱势团体,如今站在面前来求助了,内心感到很激动,暗暗作了采访,记录在笔记本里,但当时的环境无法完成。
1979年10月3日,我第二次被捕,不久获得保释,当我回到书房时,在被搜得凌乱不堪的书房里,看见了那份当年采访的笔记,一时百感交集,心想如果这份采访落入调查者手里,我该如何解释,于是,我立刻决定将此小说化,写成了《云》。其实读过的人知道,书中除了女工之外,原本后面还有几个老男工,他们非共产党,只是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工人领袖,他们素朴正直,和左翼毫无关系,但后来为了保护他们,这部分就舍去不写。由于有政治上的危险,一方面促使我公开我的想法,二方面促使我更注重形象艺术的表现,特别是写《铃铛花》系列之时,因为题材太过敏感,危险性太大,而我又深深觉得应使那隐讳、被压迫下的历史重见天日,因此使我自我要求,特别提高了创作时的艺术性。
- 原标题:陈映真专访:个人必须回归阶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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