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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巴黎气候大会之后,雾霾会好吗?
关键字: 巴黎气候大会巴黎大会巴黎气候会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巴黎气候大会今天(30日)开幕,此次大会由于各国领导人的出席而被寄予厚望。媒体不吝“人类最后一次机会”、“决定地球未来的12天”等惊人之语。也有人担忧,巴黎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哥本哈根?在这些热闹之外,一线工作者们的气候谈判早已进行了4年。对于他们,巴黎更像是一座里程碑,而非终点站。在大会开幕前夕,观察者网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心副主任邹骥。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团队24日就抵达巴黎,实质性的谈判也随之开始。对于此次大会的前景,邹骥主任自称“谨慎乐观”,“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努力、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努力”,他相信不论巴黎大会成败如何,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势已定。】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中方打前站的团队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前夕已经开始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邹骥:我们23日晚到达巴黎,24日开始开会。主要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巴黎大会前进行双边、小多变的磋商。另一部分是后勤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很大,活动非常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些技术层谈判,需要做大量工作。
其实,从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大会上达成决议、启动德班进程算起,实质性谈判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4年了。按照计划是要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完成这一轮谈判,形成一个新的协议。可以说,巴黎气候会是计划期的最后关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将是最后一次集中的谈判会议。
观察者网:目前谈判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邹骥:现在谈判文本涉及到减缓、适应、技术、资金、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六大要素,围绕这六大要素需要谈判、需要弥合的分歧有这么几方面:还要不要把这190多个缔约方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还要不要践行“共区原则”?是否双方承担相同的责任,不要再提历史责任?这些是最根本的分歧。
这几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台面上依然承诺继续遵循“共区原则”,可一到实质问题就放弃了这条原则。讨论到减排目标的分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这些事上,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背离了“共区原则”。
对此,我们有过基本的争论:巴黎协议是不是遵循公约——也就是关于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三大原则。现在表面上都说要遵循,但现实情况是双方想法有着天壤之别。
发达国家认为,巴黎大会将掀开历史新的一页,以前公约的原则都可以束之高阁。尽管没人敢公然撕毁公约,不过到了谈判时,发达国家普遍的主张显然和公约距离甚远。这是最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也体现到刚才我说的六个要素中 。
图片来自作者:夜雾锁埃菲尔,谈判不是请客吃饭,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观察者网:您认为本次巴黎气候大会的争议焦点会是什么?
邹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肯定是其中之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态度比较消极。当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区原则”向他们要求资金和技术援助时,发达国家就淡化“共区原则”来推卸责任。比如现在他们大谈中国南南合作的出资,就是想要混淆责任。
发达国家出资援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法理基础上的资金问题。前者是发达国家基于历史责任、基于“共区原则”,有责任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出资,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而现在他们正试图推卸这一责任,用南南合作来说事儿、转移焦点。
日前,中国宣布出资30几亿美元,也就是200亿人民币建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这是基于另外一个法理基础。首先它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它基于共赢、多赢的基础。和发达国家出资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一个焦点问题是,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怎么去实现。有提法说,每过五年搞一次审评,形成让某国调整目标的国际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美国有争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争论。
第三个问题是长期目标。气候治理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甚至于到本世纪末的全球温升目标。包括温室气体浓度目标、排放量目标和减排量目标这几个。目标要设多高?又该怎么分配?
发达国家提出,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为依据,2050年全球要减排40%到70%。到本世纪末,全球能源一律零碳,全部是可持续能源,没有煤、石油和天然气。
这个目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目标的科学确定性。科学评估、专家、模型、可以给出一个数据,但这个数据一旦放到投资者的决策、政治家的决策、社会经济学系统里面来就有可能变形。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标怎么分配,发达国家定了总目标,他们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言外之意就是,剩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他们通过分配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同时也划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只能给多少认多少。
对于很多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要脱贫、就业。他们目前的发展路径还是对碳有依赖的模式,还没有和排放、和能耗脱钩。在发展的早期还需要有一定的排放空间。他担心自己的排放空间不够,影响到发展进程。尽管从长远上看,最后转方式调结构,排放总会下降,但是这个坎他怎么过?而且过这个坎,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如果发达国家不给支持,他当然会有忧虑。我们设定的目标至少是2030年要达成的,那眼下15年怎么过,曲折的道路怎么走?这都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能源、安全和发展空间。
大家在不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关注的重点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考虑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不考虑历史责任,硬性地分配目标就很难形成全球性的共识。这也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
观察者网:这些分歧和焦点早已有之,巴黎大会会有什么不同?
邹骥:我们感觉巴黎谈判不论是从共识的方面、政治信任方面讲,还是从技术本身上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这次巴黎大会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将带来政治推动力,但本质上一线谈判者4年工作下来,很多问题都是老生常谈,是长期存在的战略性的问题。现在我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希望在离开巴黎时能最终达成一个政治上妥协的、平衡的、反映公约原则的、能把握住全球正确发展方向的协议。巴黎大会与以往有区别,但能不能最终得到满意的结果,还有待各方人员艰苦地工作。
观察者网:有人担心,巴黎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哥本哈根,您对前景态度乐观吗?
邹骥:我是“谨慎乐观”,我觉得巴黎和哥本哈根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管理模式上,现在大家普遍认可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期望也更现实。但是在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这需要智慧和高超的多边协调、管理能力。
我乐观的因素在于,目前INP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已经有169个国家提出来,覆盖了全球90%的排放量。从这一点来讲,奠定了一个基础。在基本面上,大势已经形成,从战略上有乐观的理由的。另外,有些问题,大家比6年前更成熟了。可以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态度,体现一些妥协的精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素质和准备。包括程序上怎么体现大国影响和广泛参与?怎么关注小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实践。
我之所以“谨慎”是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190多个国家的多边进程,是一个非常敏感、超高难度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功亏一篑。
图片来自作者:unesco的梦幻会场。当天中方团队与法国外长、侯任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先生对话。
观察者网:中国发展体量大,但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否尴尬?
邹骥:我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尴尬”,比5年前甚至是多年以前,中国的地位更高、更自如更自信。
首先从道义上说,中国依然占有道德制高点。西方和国内舆论说中国是“第一排放国”,听上去很不好听。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基本没有反映气候科学的本质。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有很长的寿命周期,一旦排到大气里能存留几百年,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就变暖。因此气候科学衡量大国排放要用累计排放指标。
如果我们看累计排放的最终结果,从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算起,根据国际公认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累计排放总量还是很低的,人均更低。到2012年的统计,美国是中国的2.6倍,欧盟是中国的2.4倍,也就是美欧加起来是中国总量的5倍。如果看人均,差距就更悬殊了。累计排放量是历史责任的基础。
还有一个数字,到2010年,全球二氧化氮、能源相关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发达国家占70%,而他们的人口只有不到全球的20%。也就是占据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量只有30%左右。
可以说今天的气候变化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气候变化,都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累计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肇事者、责任人,所以在道义上中国还是占有优势的。只谈年度排放量,不谈累计排放量,至少是不全面的、是有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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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钟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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