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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娟:什么可以凝聚印度,板球、国旗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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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和强调中央权力的准联邦制只是把印度的不同社群、地域结合到了一个政治框架下,但印度似乎还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凝聚力量促进发展。有人开玩笑说,什么可以凝聚印度呢?只有板球。还有一种回答是,巴基斯坦。
在漫长的时期内,独立后的印度由国大党领导,倡导世俗化和计划经济模式,在大国之间寻求游刃有余的平衡,这一时期,民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强,但也导致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感比较低,印度人更多的是强调对自己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如西孟加拉人或泰米尔人,而很少强调印度人的身份。1991年经济自由化之后,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更加开放和自由,民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生长出了需求,国旗、国歌等象征意义的标志就变成了强化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旗只限于公共部门使用,私人只被允许在独立日和共和日时才可升旗。1994年,年轻的企业家那文·金德尔(Naveen Jindal)在美国读MBA,看到美国的国旗可以插遍大街小巷,回国后便在自己位于Raigarh的私营钢铁企业内升起了印度国旗,不想所在的Bilaspur区当局认为这违反了《印度国旗准则》(1952)、《防止国家标志和名称不正当使用》(1971)和《预防损害国家荣誉法案》(1971),要求他立刻撤下国旗。于是,他发起了一个知名的公益诉讼,认为公民拥有国家象征是基本权利,一些知名律师包括Soli Sorabjee(1998-2004任印度前检察总长)和Arun Jaitley(现任财政部长)等人代理了此案。
那文·金德尔
2002年1月,那文拿到了胜诉判决,在判决出来前几天,印度政府修改了国旗准则(Flag Code),在独立52年后,印度终于允许公民可自由升降国旗。2009年,那文在他捐助设立的金德尔全球大学内立起了当时印度最高的旗杆,飘扬着印度最大的国旗。据说前两年,那文又在其家乡立起了比这还高的国旗。
那文发起的国旗自由化使用诉讼,为人民党(BJP)推动以国旗为载体的迎合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国大党却限于传统思维,错过了这样一个机遇。为了利用国旗推动国家身份认同,1998年人民党获得选举后,开始以国家名义资助有关国旗的电影,并在一些很抢眼球的事件中升起国旗,如1998年的核试验场地Pkhran和在1999年的印巴卡吉尔战(Kargil war),吸引了无数媒体,大大提升了印度人的爱国情感和国家认同感。对于人民党而言,这也成了一个获得选票的绝好契机。
除了国旗外,国歌也成了印度强化国家认同感的平台。印度关于国歌与公民义务的立法经历了不同阶段。70年代初,将故意阻止别人唱国歌认定为违法甚至是犯罪。如1971年《防止损害国家荣誉法案》在第3条规定,故意阻止他人唱国歌、或者在别人集会唱国歌时捣乱的,最高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76年宪法第42修正案(英吉拉∙甘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甚至在宪法51A中专门增加了公民的基本义务一部分,其中义务之一就是,“拥护和保护国家主权、团结和领土完整。”在70年代初,印度影院有在电影结束后播放国歌的习惯,但因为大家都不起立,1975就被叫停了。
但90年代后,一些爱国者开始通过公益诉讼来推动公民对国歌的义务,最高法院成为国歌新规则的制定者。Shyam Narayan Chouksey是Central Warehousing Corporation的一个总工程师,2001年,他在看导演Karan Johar指导的电影《有时快乐有时悲伤》(Kabhi Khushi Kabhie Gham)时,里面有播放国歌的内容,他就站起来了。没有人加入他,而且还嫌他妨碍别人看电影。于是老爷子就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国歌与爱国主义主题的公益诉讼,包括让对国歌不够尊重的影片下架等。
印度民众在看电影前起立奏国歌
最近的一次就是2016年发起的Shyam Narayan Chouski vs. Union of India,2016年11月30最高院在裁决中基本上满足了他的心愿,即所有影院在电影播放之前播放国歌,是强制性的。国歌播放之时,所有观众需要起身表示对国歌的尊重,并将这作为印度宪法爱国主义的组成部分。此后,在播放电影《摔跤吧,爸爸》中,有播放国歌的内容,出现了有观众没有起身,被其他观众暴打一顿的事件。因此,最高院于2017年2月做了澄清,如果播放国歌是播放内容本身的组成部分,观众则没有必要起立。
爱国主义的变味
依托国旗国歌开展的运动,进一步提升了国民的印度国家意识。但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印度教右派大力推动印度教化运动(Hindutva)的重要工具,他们被认为故意将爱国主义混淆为印度教化主义。
在2000年之前,Atal Behari Vajpayee 领导的人民党在印度教化主义方面,立场相对温和。但由RSS母体分离出的另一个印度教右派组织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可翻译成世界印度教委员会),却非常活跃的推动印度教化运动,而且比较极端。他们在印度教化主义运动中,公开指责国大党的世俗化是假的,并发起了容易高度分裂国家的一些运动,如Ram Janmabhoomi 运动,还在1992年摧毁了Babri清真寺,因为他们认为那是Lord Ram的诞生地。
2000年后,人民党也成为印度教化主义的坚定推动者,从而导致了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当时是莫迪执政)Godhra骚乱的出现,导致大量的穆斯林被残杀。不仅如此,人民党执政后,禁牛肉立法变得普遍,很多邦通过了禁杀牛的立法,包括笔者所在的哈里亚那邦。2017年3月份,古吉拉特邦进一步修改禁杀牛立法,杀牛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成为史上最严的禁杀牛立法。当年的制宪者们故意将关于牛的保护移出第三章(基本权利)的保护而置于第四章(国家指导政策),而且将其从生产资料的角度予以保护,刻意回避宗教文化。但是人民党执政后,反世俗化的禁杀牛立法又得以复活甚至强化。很多人担心,禁杀牛立法将成为撕裂穆斯林和印度教社群的一个巨大隐患。
愈演愈烈的大吉岭骚乱
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尊重,偏离这个,都将会造成强有力的抗争。2017年6月份,西孟加拉帮在大吉岭的Gorkha社区进行着分离主义抗争,直到发稿时尚未解决,导火索是西孟加拉邦在这个社区学校强推孟加拉语。多元化群体的利益平衡并非易事,处理不好,也容易造成骚乱和抗争。在过去一两年,曼尼普尔就经历了山上和洼地地区不同部落(主要在Meitei,Naga 和Kuki 部落间)之间关于土地控制的对抗,宵禁、停课、相互间经济封锁等不停上演。在哈邦2016年2月,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贾特人争取特留权的骚乱,造成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达30亿美元,哈邦的八个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以共存模式(co-existence)或者拌沙拉的状态,印度能够存续70多年,这是不小的成绩,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国大党的世俗化和文化的相对包容性,当然,负面作用是,发展有些低效。不同于国大党,不论从信仰的考虑,还是从更有力度推进改革角度,人民党都想推动印度教文化的主导地位。
如果人民党尤其莫迪继续执政,这将会成为独立后印度政治策略的一大转折。推动印度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实现文化相对统一,可能会让决策和运转更有效率,在推动发展速度上有帮助,但是,这会让印度作为共和国得以存续的共存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如何平衡以包容性为基础的更大和以文化统一性为基础的更强,将会是印度始终面临的困境,其平衡不太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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