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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关键字: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衔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
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2017年6月24日,广州,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演讲中。
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 原标题: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 责任编辑:何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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