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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关键字: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据上观新闻17日报道,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郑永年档案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 原标题: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 责任编辑:何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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