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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社会蓝皮书发布 55%受访者称信任党政机关干部
关键字: 社会蓝皮书2016社会蓝皮书2016年社会蓝皮书社科院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陈光金所长对《社会蓝皮书》主要观点和数据做了一些全面而简要的介绍。按照议程,下面请几位专家发言。首先请社会学所社会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崔岩发言。
崔岩:
尊敬的李培林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来代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向大家汇报我们在今年《社会蓝皮书》当中发布的当前中国社会质量状况研究报告。
崔岩:
社会质量是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这一体系旨在转变以往以为GDP为发展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从而,从以往单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研究转变为对社会发展质量整体的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借鉴西方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框架,讨论建立本土化,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在体系当中我们从四个方面衡量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四个方面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
崔岩:
社会经济保障来说我们设定了三个指标:一是家庭人均收入,二是家庭居住条件,三是公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基本情况。
首先,从我们2015年的调查来看,整体城乡居民的收入稳定提高,但是收入差距仍然比较显著。从今年的数据来看,2014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981元,结合以往的调查,201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4629元,2012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558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此城乡家庭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是逐年提升的。同时还把城乡家庭居民人均收入按照五等分分组,来比较各个组别在家庭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可以看出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在近几年来都保持了比较持续高速的增速。例如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就是最低的20%的收入家庭,他们2012年年均收入较2010年增幅为18%,2014年的收入较2012年增幅为21%,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中低收入家庭组。
崔岩: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就最高组和最低组家庭收入均值比来看是下降的,通过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最高组收入和最低组收入的均值比是33.67%,2012年的最高组和最低组收入均值比是27.59%,2014年均值比例降低到22.63%,从而体现出我国社会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平、提高社会质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崔岩:
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我们可以看出,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首先,就家庭住房自有率来看,当前受访家庭居民自有率为95.4%,比2013调查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较2013年调查上升1.6个百分点。从拥有住房套数2015年调查显示出,19.7%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较2013年调查增加了1.1个百分点。从人均建筑面积和房产估值来看,就2015年的数据,受访居民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为50平米,而2013年调查的数据为47.3平米。对于第一套房产的自我估值2015年的数据为平均每户房产估值31.4万元,其中城镇居民房产自我估值为46.7万元,农村居民房产股值为20.7万元。
崔岩:
其次,在社会经济保障部分,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享有率逐年提升,其中在2015年数据当中可以看到,60.8%的人享有养老保险,较2011年提升了20.9个百分点。89.9%的人享有医疗保险,和2011年的数据相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而说明,当前我国医疗保险享有率已经初步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崔岩:
其次,10.1%的人享有失业保险,11%的人享有工伤保险,7.8%的人享有生育保险,5.3%的人享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就农村养老保险来说,其享有比例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从2011年的25.4%上升到2015年的58.9%。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社会保障享有率在逐年提升,然而就社会保障水平来看,仍然与当前的公众需求有一定的差距。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保障态度,有75%的受访者表示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该由普通百姓负担。同时还有62.9%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一定程度上不能起到社会保障作用。还有31.1%的人受访者提出,现代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评价。
崔岩:
其次,我们还从社会凝聚层面衡量我国当前社会质量的发展水平,具体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社会矛盾。首先,就社会信任来看,当前我国整体来说社会信任水平一般,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基础主要是以亲缘和业缘作为基础。其中数据体现,97.5%的人表示信任亲人,85.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同事,但同时我们发现,对于其他群体信任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仅有55.7%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党政机关干部,仅有31.2%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商人,而对于陌生人,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会相信陌生人。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社会人际之间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对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导致人际冷漠。基于这种情况,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对陌生路人遇到困难时是否应当救助的讨论才会发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崔岩:
同时,在测量社会凝聚部分,我们还考量了当前社会是否具有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的共识。为了测量当前社会价值观共识,我们从四个维度来进行测量:第一个层面,我们了解了受访者在面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冲突时是选择社会利益优先还是认同个人利益优先,数据显示,40.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个人利益优先,58.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社会利益优先。其次我们还测量了受访者在社会交往中是倾向于遵守社会规则还是倾向于利用非正规的个人关系来谋求个人利益,数据表示,67.4%的受访者认同遵守社会规则,而同时也有32.1%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依靠个人关系来谋求个人利益这一行为。问卷中我们还对当前社会公众的利他主义倾向进行了测量,数据显示,80.2%的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但同时也有19.6%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维护自身的利益优先地位。
崔岩:
最后我们还通过了解受访者在就业选择的倾向当中来测量公众是否具有服务社会的精神,其中有65.2%的受访者表示就业选择中最重要的标准是权利和收入。而只有34.4%的受访者表示,在就业选择当中应当考虑工作是否具有服务社会的意义。在社会凝聚部分,我们还重点测量了公众对当前社会信仰和道德水平的评价,信仰来说,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缺乏信仰,有63%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信仰这一说法。而从道德来说,受访者对当前的社会道德水平评价也不高,以10分制来计算,所得到的道德水平的平均分是5.9分。对于法律遵守,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的法律遵守水平评价略好信仰水平和道德水平,以10分制来计算平均分为6.2分。
崔岩:
同时,我们还从社会群体矛盾的层面测量了当前社会凝聚水平,首先可以看出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矛盾主要集中在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近4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着比较严重的冲突。同时,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非常严重的受访者比例均在1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矛盾认知水平。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包容水平,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来进行测量,第一个层面是社会歧视,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宽容,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公平。
崔岩:
从社会歧视来看,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社会歧视程度不高,整体来说遭遇过歧视的受访者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15%,相对而言,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以及因为教育方面受到歧视的情况更多一些。调查中有14.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受到过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歧视。有15.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平受到过歧视。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前个体社会歧视遭遇比例不高,但是人们仍然整体的社会歧视情况还是存在的。数据显示,有33.8%的受访者表示,当前因为教育而产生的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有33.1%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家庭背景或者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还有20%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年龄而产生的社会歧视很严重或者比较严重。
崔岩:
同时,我们还测量了社会公平水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受访者的不公平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财富与收入分配,另一个方面是城乡之间的权利差异待遇。其中有51.6%的受访者表示,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现象。有50.6%的受访者表示,在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领域存在显著的不公平现象。总体而言,有近30%的受访者表示,当前我国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较为严重。
崔岩:
然而,当我们把2013年调查数据和2015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公众对社会公平水平的评价是有一定提升的。例如2013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58.7%的受访者表示,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比较公平,或者很公平。到了2015年的数据,则有68.2%的受访者认为,总体来说我国社会很公平或者比较公平,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重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各种社会经济政策都力图提高社会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力图建立普惠性社会,因此公众的社会公平水平评价有所提升。
崔岩:
最后,我们从社会赋权领域来测量我国当前的社会质量水平,所采集的数据指标分别包括: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参与效能感。从社会参与来说,当前社会公众社会参与较少,在过去三年来,仅有10.7%的受访者参加过政府、单位或者学校组织的志愿活动。而仅有15.8%的受访者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同时,在政治参与领域,也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公众的参与渠道主要还是体制内的选举活动,数据表明,43.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加过村居委会选举,而与之相比较,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并不普遍,例如只有2.9%的受访者曾经给媒体反映给社会问题,仅有8.1%的受访者曾经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崔岩:
同时,我们还对当前公众的参与效能感进行了测量。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公众的参与效能感不高,有49.9%的受访者表示,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投票对最终的选举结果没有明显的影响,46.6%的受访者表示村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关乎普通居民的想法。还有48.7%的受访者表示,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实际效能,对政府部门不能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在相当一部分公众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情绪,数据表明,有53.2%的受访者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同时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所以总体而言,通过数据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质量发展水平作出的评价是:首先,对于社会保障情况,公众社会保障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本社会保障的享有率正在逐步提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还距离公众的实际需求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很难起到保障的作用,从而制约了他们对社会的正面评价。
崔岩:
同时从数据还可以看出,在部分公众当中,尤其是70、80后中青年群体,他们对养老、医疗、就业和住房等方面有着较高的焦虑,并且他们对当前社会的各项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其他群体。同时,社会保障当中的城乡差异依旧显著,虽然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差距在不断所谓,但是广大农村居民实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是低于城镇居民。因此,这与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区域化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利于社会凝聚情况来说,我国当前社会信任水平一般,更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有信仰缺失、道德缺位的倾向,同时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层面缺乏有力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面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人利益冲突时,更倾向于选择个人利益优先,而在个人人生价值的认知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更加认同以金钱和权利作为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而对服务社会的意识认知不足。
崔岩:
同时,在社会凝聚层面,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更是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凝聚水平的提升,贫富差距加大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增加,同时政府部门社会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官民矛盾屡有发生。对于当前社会包容水平,首先存在制度性歧视,例如户籍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同时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产生的个体差异化待遇,从而导致部分受访者对社会产生了负面评价。从社会公平层面来说,受访者的不公平感在财富及收入分配,城乡之间权利待遇领域表现特别显著,因此是否能够进一步建设机会平等化、待遇均质化社会,成为未来提高我国社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社会排斥,虽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社会多元程度不断提升,仍然有部分的受访者对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同性恋群体、刑满释放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群体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当中的现代性和包容性还有待提升。
崔岩:
最后,就社会赋权情况来说,当前我国社会赋权水平较低,表现之一是受访者普遍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率较低,尤其是自发的社会参与行为更是较少。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受访者效能感较低,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没有意义,不能有效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有近50%的受访者抱有较强的政治冷漠心态,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
崔岩: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一方面公众因为缺乏政治效能感,没有多元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对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意义表示质疑。另一个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之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公众诉求回应水平较低,导致相当一部分公众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积极性,从而导致在公众中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心态。因此,结合上面几个方面,我们得出了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的基本结论:
我国社会质量当中,首先社会经济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在未来会持续提升,从而成为我国社会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但是,我国社会质量发展短板主要存在着社会赋权和社会包容两个方面,只有更加增强民间赋权水平,提高社会包容性和多元性,才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发展质量。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国春:
谢谢崔岩关于社会调查的专题发言。下面请上海大学张海东教授做专题发言。
张海东:
首先感谢《社会蓝皮书》课题组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我这里代表课题组给大家汇报一下北上广中间阶层的研究报告。我们这项研究是由上海研究院列入2015年的年度课题。上海研究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一个高端智库,2015年刚刚成立。
这是2015年的年度课题,我分几方面汇报:一是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研究的研究设计。大家知道,2008金融危机以来,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规模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在很多数据上都有反应,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等,在新兴市场国家,中间阶层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巴西、俄罗斯、南非,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都支持了这样一个判断。前几个月,睿信研究院发布报告,说中国的中间阶级规模达到1.09亿人,当时的影响非常大。经过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国家中间阶层规模在不断扩大,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中间阶层规模到底有多大,所以我们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有代表性的特大型城市,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大规模调查。
张海东:
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大规模调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抽样方案,抽样方案中是采用两个阶段抽样,第一阶段是常规的随机抽样,通过这样的抽样我们可以获得有代表性的各个城市中各个阶层的样本情况。第二阶段抽样采用的是适应性区群抽样,主要聚焦于中间群体,可以获得更多样本,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专门针对中间阶层的研究。
我们这个报告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阶段来拟定的报告,中间阶层如何界定,这在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我们这个报告中采用了多元的标准,主要是用职业类型、家庭阶层地位、家庭住房等级、全年总收入、全年总支出五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最终选定了职业类型、总收入、总支出这三个客观指标。北上广中间阶层规模到底有多大,根据调查的数据,最后的结论: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
张海东: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从经济状况、工作情况、生活方式、阶层认同和社会生活等层面进行分析,分析包括两方面分析:一是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比较。二是北上广三地区域的比较。
家庭经济状况:总体而言,中间阶层的资产状况更为优越,我们采用的指标包括自有住房、自有汽车和资金流动等方面。从自有住房来看,超过六成的中间阶层都有自有住房,非中间阶层的比例相对比较低。汽车也是这样,半数以上的中间阶层都有私家车,而非中间阶层的比例非常低,是13.6%。资金流动方面,差异不是特别显著。年收入这一块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差异,中间阶层收入接近20万,是非中间阶层的3.5倍。
张海东:
从三地来看,收入的三地差异可以看出,北京的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上海,广州是最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三地里面唯一一个差异是广州中间阶层的经营性收入占的比重比其他两个城市要高,可以看出来广州人比较善于做生意。从消费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消费能力普遍高于非中间阶层,和收入情况类似,也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在消费结构中,中间阶层更加注重自身的人力资本,还有子女的教育。这是消费能力的图表,(图)总支出中占比重比较大的是饮食消费,这个相对比较高。
张海东:
工作状况和社会保障:从求职方式来看,中间阶层主要是通过个人应聘的方式来求职,这点在中间阶层是最为明显的,不再像以前统一分配、找工作的方式,个人应聘成为主要的方式。行业分布来讲,中间阶层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来,私营部门工作是绝大部分中间阶层的选择。从经济回报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经济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工作时间的投入相近的情况下,中间阶层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物质回报,比如就工资收入而言,总体来看中间阶层的月收入接近13000,非中间阶层收入只有7400,每个月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张海东:
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拥有程度上来看,除了低保以外,其他的五险一金当中中间阶层拥有量很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尤其是住房公积金,是非中间阶层的2倍;在商业保险上,中间阶层在子女教育金和机动车保险这一块非常高,很多非中间阶层商业保险这一块几乎没有。工作满意度这一块,中间阶层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是非常一般的,就是说比一般好一点,接近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不是特别高。满意度最低的对中间阶层而言是晋升机会、工作收入和工作趣味性,这个评价最低,但是在工作的安全性、稳定性、工作环境和获得尊重方面相对而言中间阶层的满意度比较高。
张海东:
关于生活方式,在时间分配上,中间阶层和非中间阶层的时间分配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中间阶层在工作、学习和交通上时间的花费略多于非中间阶层,而非中间阶层更多时间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中。从区域的差异来看,北京的中间阶层生活节奏最快,广州的中间阶层最悠闲,工作学习方面,北京的中间阶层花费的时间最多,交通也是这样的状况,北京最多,最少的是广州,上海居中。家务方面,上海的中间阶层花的时间最多,北京的中间阶层花的时间最少,照顾家人方面,广州的中间阶层陪伴家人时间最多,休闲方面也是这样,广州几乎是北京的2倍。
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还测量了生活品质,主要是看大型超市购买食材方面可以看出,接近62%的中间阶层经常去大型超市购买食材,远远高于非中间阶层的37.6%。还有65%的中间阶层经常使用绿色食品,55.6%的中间阶层从来不吃转基因食品,这方面都比非中间阶层高。相对于非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更加看重生活品质。
张海东:
在休闲生活方面,比如旅游这个指标上,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旅游,中间阶层的旅游次数都是非中间阶层的2倍,(图)从表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国内旅游在6次以上,非中间阶层只有3.5次。境外旅游,包括港澳台、国内2.3次以上,非中间阶层只有1.3次。在读书的数量上,中间阶层也显著高于非中间阶层,接近每年平均读12本书。
在家庭成员的教育活动方面,中间阶层的家庭成员教育活动更为多样,课内学习没有什么显著差异,课外活动方面差异也不是特别大,但是针对补习班和参与重要活动着两项,中间阶层的成员显著高于非中间阶层。
张海东:
阶层认同:第一个是个人阶层认同,和非中间阶层相比,中间阶层有更高的个人阶层认同感,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群体来看,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全国阶层认知上,中间阶层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比如他认同中层、中上层和上层这三类的层次,选项都比较多。显著的高于非中间阶层。从范围来看,相对于本地的自我认同,因为我们测量中去问你在本地是否属于中间阶层,在全国看是不是中间阶层,从这个比较来看,本地的自我阶层认知,被调查者和全国的认知相比是普遍要高于在全国的认知。无论是中间阶层还是非中间阶层,在全国的自我阶层认知均会高于一线特大城市的自我阶层认知。
不同城市之间,在个人阶层认同上的差异不大。中间阶层刚才讲的是个人认同,这个是家庭层级的认同,中间阶层对家庭层级的认同相对比较低,但是对未来的预期是比较乐观的。我们的调查中测量了五年前、目前和五年后的预期,来看中间阶层的家庭认知,我们会发现:北京认为自己五年前是中间阶层的比例只有30%,目前是48.8%,增长了18%以上。五年后的预期要达到66%。上海增长的幅度最低,因为五年前48%的人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现在是61%。广州同样也是增长18%左右,这可以看出来,过去五年以来,中间阶层的增长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中间阶层认为判断中间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中间阶层是以收入和资产来判断,我们给出了八个指标,但是只有这两项显著高于其他六项,而且在各个城市中差异并不是特别显著,大家均认为这两项指标应该是作为中间阶层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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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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