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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命运全由H-1B签证决定,这里有两个故事
关键字: 绿卡美国签证美国留学生H1-B签证四月中旬,公司的气氛显得很凝重,每过一天,张宜凌的希望就减少一点。这是她最后一次的抽签机会,她的经理坐不住了,她被叫到办公室,两人一起在电话上和移民律师通话,这位经理问律师:“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她留下来?不管是绿卡还是什么?”
当律师得知张宜凌是中国人后,律师表示无能为力。办绿卡的中国人太多,在等绿卡的过程中张宜凌并没有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当张宜凌将收到的正式拒信告诉这位白人经理后,“她把门关上,直接哭了,她不能理解这件事,她不是美国移民,”张宜凌说。
从 4 月 1 号提交申请开始,何去何从的问题就一直在张宜凌脑海里打转。她的情绪从最初的平静等待,到失望,到最终变得愤怒——“为什么是我?”
她对抽签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第一次没抽到时,她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她甚至觉得就算回国也不差。到第二年抽签失利时,她开始有些紧张。到了第三次,从提交申请开始她就没有睡过一场好觉。
三次抽签所跨越的两年多时间改变了许多。这段时间张宜凌拥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成为一家精算公司的咨询师;顺利考取了精算师证;在较快时间内获得晋升;在同一届进入的精算师里,她的工作表现最为突出。
如果没有 H-1B,这些都是好消息,但现在这些经历反倒成了她做决定的“绊脚石”——“越是被肯定越舍不得走,如果我干得不顺心,走就走了。”
2015 年,她的 OPT(学生签证毕业后的实习期)有效期即将过期,她没有下一次抽签机会了。
绿卡(图/migrationpolicy)
但未中签并不意味着就得立马离开,想要留在美国工作仍然有其他曲线救国的办法。
很多人会选择读一所不知名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借用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课程实习训练)的名头继续为当前的公司工作,照常拿薪水。
这类大学似乎专为留学生服务,他们提供全职 CPT,“学生”一周可以工作 40 个小时,集中在周末上课。很多人就通过这种方法在攻读“野鸡”硕士学位期间,再为自己争取一到两次抽签机会。
张宜凌甚至都打听好了湾区一所学校,但当一个朋友问她:“如果再挂 2 年 CPT,还是没抽到,你能承受这个打击吗?”
她愣住了。
那些为跨国公司工作的留学生还有第二条路,公司可以把他们派到加拿大或者中国分部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帮他们抽一次签。这也是张宜凌的公司提供给她的选择。
但她拒绝了。她的答复是:“所有的选择都让我再等一年,但我还是不确定明年的结果,还要再抽,我不接受了。”
等待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有时候生活中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决定,例如演唱会的门票到底要不要买,毕竟半年后她可能已经不在美国了。
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打击远不止如此。工作上,张宜凌面对一些长期项目时,她发现自己无法像过去一样专注,她变得漠然置之。“如果我做了这项计划,但我看不到它的实施,我没有什么动力”。
同样困扰她的是感情,和对待工作一样,她很难倾力付出。特别是当遇到非留学生的美国人时,“我让不让对方知道(H-1B)?我可以选择不说,但我们认知上不同。如果对方知道,他还能不能认真? 如果他知道,但他不提供其他办法,那么还要继续下去吗?”
尽管身边的人都认为 3 年没抽到的概率很小,但在张宜凌看来每年都是独立事件,“ 每年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这是你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很无力。”
每年她都得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去加拿大我怎么交朋友?过一年就走?要是过一年我走不了呢?我到底给自己多长时间?这个点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能回美国?”
在面对自己不安感的同时,每一年她也会送走身边的朋友,“经历这些之后,我看不到什么时候能结束。 ”
第三次抽签时,她快满 25 岁了,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似乎受够了这种等待,“所有的不确定我尝试了 3 次,就这样吧,是时候结束了。”
她最终选择了回国,“回国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做完决定的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接下来我的生活可以继续了。”
- 原标题:3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命运全由这一签证决定,这里有两个故事
- 责任编辑:肖晟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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