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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去世享年102岁 曾起草5个“一号文件”
关键字: 杜润生去世杜润生逝世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和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有一次为推动基层民主直接选举,中央有动议划小乡治,以大队建乡,公社范围建区,小乡的好处被总结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黄狗白狗,一目了然,便于直观乡干部,利于直选”。但吴镕等人当即明确反对,认为这样在政府体系中又多了一层,增加大批“吃公粮的”。“那次是在香山饭店起草‘一号文件’,杜老要我把反对意见说清楚,我讲了五条。”吴镕回忆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回来笑着说,你们胜利了,但不要骄傲,耀邦最欣赏你们的一条理由是:‘乡镇范围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
思想理论创新得以产生,制度创新得以落实,靠的是上下互动,部门协调。杜润生的办法是邀请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而且经常要吴镕、杜瑞芝等地方同志参与,向中央的部门进言。有一次为农村金融问题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话。陈慕华在当年被称为“铁娘子”,但那次对话极为顺利,陈对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也破格同意。只是对“大跃进”年代那些“绞关化”之类浮夸的贷款无头老账,陈慕华不同意“一风吹”,说银行不能开“借钱不还”的先例。但地方农口的与会代表坚持事隔多年,确难清偿。陈慕华最后同意做“挂账”处理。
陈锡文评价道:“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1997年4月25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迁址典礼,林毅夫与杜润生。
改革与民主寄望来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领域更宽了。九十寿辰时,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补救。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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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梁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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