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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去世享年102岁 曾起草5个“一号文件”
关键字: 杜润生去世杜润生逝世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据新浪财经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今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杜润生先生生平
杜润生,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名杜德,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杜润生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杜润生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顾委委员,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响中国领导人的“精神教父”
原据媒体此前报道, 杜润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杜润生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如此表示。
翁永曦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王岐山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研(右二)
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
(原文刊载于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29期,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23日,标题为“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
7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多功能厅,一场主角缺席的生日宴会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农业部长何康,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硕大的蛋糕前。整个宴会厅内济济一堂,人声鼎沸,“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
此时,主持人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朗声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刚才来电,说因公务实在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为杜老祝贺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时,他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被称为“杜老”的生日会主角是杜润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润生今年99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庆九不庆十”的风俗,正届百岁“期颐”高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多。近年来,随着听力渐渐衰弱,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亲自到会,再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辈谈笑风生。
生日会前,举行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
杜润生当年所称的“年轻人”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向杜润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杜润生正是该奖项的主要发起人。
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锡文在致辞中指出,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然而,杜润生自己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2010年,杜润生出席中国国土区域城市经济学家新春联谊会。
革命者和“小脚女人”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北局秘书长。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不赞成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受到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杜润生一起被毛泽东称为“小脚女人”。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当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杜润生与张劲夫等一起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吴镕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曾告诉过我们,当时杜老以自身经历教育他们那些年轻人,在运动中要沉得住气,可以检讨,但千万不要自杀,也不要乱咬人。这些训诫让吴明瑜‘一辈子不忘怀’。”
圆融无碍的改革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认为是非常高明的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郁昭、吴镕、杜瑞芝等已经退休的农业改革亲历者,王岐山、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吴镕回忆说,“每年一、二月份,领导同志出题,我们下去调查;五、六月份汇报一次,初议文件大纲,再下去调查;到九、十月份间,集中讨论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间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年底前经政治局通过作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发出。”
在领导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杜润生善于协调折冲、化解难题的智慧和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现。
吴镕说:“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则总结了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
“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陈锡文说。
要在圆融折冲中化障碍于无形,还需要善于吸取众人智慧。
1997年4月25日,杜润生(前排左二)、王岐山(前排左三)等在北大祝贺致福轩修复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迁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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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梁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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