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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疯狂的筑墙运动,特朗普主义将加剧美国经济震荡
关键字: 特朗普墨西哥修墙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移民政策特朗普移民改革“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0]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制度,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精英进入美国去追寻他们的梦想;同时,也正是凭借自身的超级智商、非凡敏感以及丰厚社会关系,这些精英们取得了社会的成功,并由此获取了丰厚的收益,进而也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然而,物竞天择式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必然会站着一批甚至更大比例的失败者。一般地,对那些曾带着梦想来到美国却遭遇失败的“超凡人士”而言,他们最后往往会被迫回到所来之地,甚至还披着某些“光环”接受曾被他们嫌弃的家乡父老的欢迎和招待,如当前中国社会大量的“海归精英”就是如此。
问题是,智力没有这么出众的美国本土人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不能像这些“超凡”的“国际精英”存有退路,而只能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进而只能接受物竞天择的社会竞争中失败者的命运,至多可以依赖少得可怜的政府补贴生活。
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来移民在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中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了实际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11]
关于这一点,张夏准同样写道:“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12]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大的。表1反映了1990年经合组织(OCDE)14个成员国中雇员工资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例。[13]
表1 1990年经合组织(OCDE)的收入差距
正是由于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就不能单采用人均收入指标来衡量美国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就会造成明显高估,因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往往以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为基础。关于美国真实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从其他相关的指标进行间接反映。例如,美国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医疗保健的统计数据指标仅位列世界第30名左右,美国的犯罪率也高于欧洲和日本。事实上,美国的在狱人数率是欧洲的8倍,是日本的12倍。这些都表明,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
既然如此,为何人们直观上还是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呢?
张夏准列举了两大原因:(1)这是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平等带给作为过客的旅游者的假象,因为“外国旅游者到任何国家都很少能够看到其贫困的一面,而在贫困方面,美国要比欧洲更普遍”;[14](2)数字上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收入背后的劳动付出,因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比人均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都长,通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长10%,比荷兰和挪威长30%,如2005年的工资/小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居卢森堡、挪威、法国、冰岛、比利时、奥地利与荷兰之后而列第8位。[15]
由此,张夏准说,“一旦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从一国平均收入能够购买多少东西来衡量,那么,美国所谓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美国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它的平均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具有指标性,这反映在像健康水平和犯罪率等指标中,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令人失望。”[16]
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在经济福利上呈现出两大特征:(1)较低的商品价格,因而同一美元在美国具有较高的购买力,进而造成美国人民具有较高生活水平的表象;(2)较大的收入差距,因而大多数人的社会水平要低于统计数据,这也揭示了美国社会冲突的原因。
实际上,市场价格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本身就密切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层收入越少,底层的购买力越低,因而大众产品越便宜;相应地,上层收入越高,上层的购买力越大,因而奢侈产品越昂贵。这意味着,市场价格本身就是购买力的函数:消费者的购买力越高,他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越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大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必需品的价格下降;同时,上层富人的购买力则会上升,从而导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这也意味着,收入分化必然会造成价格分层。维塞尔说,“财富上的不平等愈大,价格上的差别也就愈大。”[17]
最后,需要指出,价格分层还会衍生出双重效应。
一方面,穷人需求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大众商品往往价格低廉,包括中产者在内的人都从中可以就获得极高的消费剩余,从而往往会感到生活指数高。维塞尔写道:“广泛使用的大众商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财富充足的买方不必要将他们的购买能力使用到极度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面包在市场上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阶层的消费者需要都可以被供给,富裕的买方甚至可以到完全满足点,只有收入最有限的买者才被迫根据环境来节省。”[18]
另一方面,富人攀比式消费所追求的高档品和奢侈品往往价格高昂,这又不是一般大众所能消费得起的,从而根本感觉不到。维塞尔写道:“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和财富的阶层越多,最高和最低阶层的财力差异越大,价格分层就越显著。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和资产,那么面包和钻石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像实际中那样大。……钻石的价格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对钻石的评价;它只是一个支付能力特别强的阶层对钻石的评价,这个阶层形成对钻石的需求边际序列。大多数人对钻石的评价及给出的出价和通行的市场价格相比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没有购买欲望。”[19]一般地,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也会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会诱发技术创新,相互攀比也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加大社会矛盾,耗费社会资源,从而也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四、结语
上面的分析表明,移民对美国社会所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又加剧了社会矛盾。由此,我们可以来思考:特朗普的筑墙运动能否成功?
事实上,为了给美国底层工人创造就业,特朗普不仅要在边境建隔离墙,而且要驱逐200万到300万无证移民。但显然,这会带来并潜伏着一系列的问题:
(1)美国本土工人是否愿意填补原来由低层次移民从事的那些农业和服务业?要知道,这方面的工作所给予的薪水远低于平均水平。
(2)美国本土工人是否能够填补原来由高层次移民从事的那些技术研发和创新工作?要知道,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扎实的理工科训练。
(3)美国公司能否经得起新一轮的工资上涨?要知道,大量移民撤离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减少必然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
(4)美国政府能否担得起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要知道,无论是减税以吸引工厂流入还是驱逐移民的税入减少都会增加财政赤字。显然,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处理,一味地驱逐移民只会造成美国经济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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