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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讨论中国模式,首先必须去政治化
关键字: 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国道路中国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政策模式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本文节选自《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全新修订版)》,郑永年 著,中信出版社出版,观察者网授权刊载,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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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ISBN 978-7-5086-5572-7
定价:49.00元
印张:20.5
字数:270千字
开本:16开
页码:298页
中信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中国模式》一书系中央党校指定教材,也是《亚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好书。全新修订版更新50%以上的内容,使之更加精炼,同时也更加符合当下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新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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