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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讨论中国模式,首先必须去政治化
关键字: 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国道路中国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政策模式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
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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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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