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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反思《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
关键字: 启蒙文化政治伦理黑格尔国家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有关伦理自觉的思考固然达到五四前有关讨论的最高水准,对今天关于文化政治的讨论仍极具启发性,但他所谓的伦理自觉究其竟,仍未脱文化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反传统立场,根本目的在于指出“政治上”的反专制与共和主义与“伦理上”的“旧有之特权”绝无调和之可能、新的独立平等自由原则与旧纲常绝不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因此陈独秀的“伦理自觉”或“吾人最后的自觉”的目标不是中国文明和伦理世界的连续性和内部丰富性和可适应性,而恰恰是向旧世界发起的最后的冲锋。这种“自觉”的战役展开就是五四文学文化传统中占显赫地位的“国民性改造”运动,它与其说是伦理世界对文化-思想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观照、批判和反思,毋宁说是文化-思想世界和政治世界对伦理世界的最后的、根本的改造。然而离开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基于国家意志的民族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脱离生产方式的实质性、结构性变革,打着“伦理自觉”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仍然只能是激进的启蒙文化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又一次尝试。而真正的伦理革命,只能出现在国家主导的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变革之后;真正的“移风易俗”,只能来自“大多数”作为自己生活世界的主人塑造自身历史条件和物质-精神环境的过程。这种在历史中缓慢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根基并不需要其他的参照系来证明自身的连续性和正当性,而是自己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价值说明和意义辩护,因为这“多数人”的集体实践本身就是“传统”的唯一的、变动的、自我否定并自我实现的载体:它就是传统本身。
“新中国”和新中国人的文化-政治自觉
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存在一个“市民阶级”(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镇居民,但当它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群体,就会作为“第三等级”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拒不交税,甚至砍掉国王的脑袋。20世纪中国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命运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精神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地在外部环境的“实在性”和内心要求的“合理性”之间循环往复,以日益扩大的人类活动范围和思想空间为参照去理解自身客观环境的不自由,以不断萌醒的“人的意识”去对照、冲击、变革外部世界,把它改造为广义的自由(包括独立、平等、尊严、富强等内在观念和诉求)的外在领域(自强、立宪、民国、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当毛泽东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描绘一种新民主主义政体时,他同时也是在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确立过程,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确立过程。可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中国人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最为明晰的时刻。
自近代以来,“文化自觉”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自觉”一道,作为中国人对自身客观环境、历史条件和集体潜力总体上的精神自觉之一部分,获得具体的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在这种精神内在能量外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即鲁迅在他著名的黄埔军校演讲(1927)中所说的那种由革命人所生产出来的革命文化,而非未经过新的政治洗礼、陶冶、和赋形的遗老遗少的文化。[17]由此往前追溯,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的内核,正是一种新的政治概念,一种新的道德和价值诉求。这样的“自觉”是人内在的自由和自我观念同实体世界(家庭、风俗习惯、道德秩序、经济技术发展、国家制度、世界历史空间里的力量对比等)不断冲突和调和的具体产物。另一方面,“自觉”的文化维度总是同它的政治维度相辅相成。在这个“自觉”的内部空间里,所谓“启蒙”和“救亡”从来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而1980年代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的出现,不过表明了这个统一体破裂,从而预示了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的衰落和危机。我们今天的讨论,仍然只能是这个危机的征候。
回顾历史,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既是空前的政治危机,也是空前的文化危机,在应对和克服这个危机的过程中,“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范畴,而是在同一种历史经验中生成的意识和觉悟的两个方面:中国文化的延续、新生和再造,一刻也离不开政体的存在和力量;而现代中国政体的建设,同样也离不开文化-政治自觉的精神灌注。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说,文化自觉/政治自觉,或者说文化政治的自觉,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意义上的那种随着物质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程度而来的教养、礼貌、趣味和由教育、经验、专业技能支撑的自我感觉;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技术、乃至一切“器物”和“制度”层面上的努力,都恰恰是由一种不断清晰化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激发和推动的结果。反过来,也只有包括器物制度层面的国家形态实体及其意志,才能为进一步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外在化提供基本的保护和支持。
1)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两者共同反映各阶层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当代中国文化自觉问题的讨论,不能不参照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真正进入问题的实质。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里,我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在此无需赘述。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近代化以前,文化/文明和政体/国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雅典消亡了,希腊文明还可以在希腊化世界里延续;基督教文明并不依赖特定的世俗国家形态;作为“天下”的古代中国文明则存在于王朝更迭和种种特殊文化(包括族裔)/政体形态之上。但在近代化以后,在资本、市场、国民教育、媒体和大众政治时代,这种政体和文化/文明之间的“分离”状态已经绝无可能,因为两者(文化和政体)的结合正是现代主权概念的实质,而“主权”作为国家存在的事实性原则,内部不能存在丝毫的间歇(即施米特所谓“法律中止处,国家依然存在”)。离开政体的文化和离开文化的政体,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之后,变得难以想像了;事实上,在真正的 “大同”到来之前,是根本无从想像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选择退出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思考(虽然他们的这种选择也未必是自觉的!),因此也在文化上放弃了任何自觉的可能(或者说选择了另外的文化认同)。对于这种人来说,不但“文化”已经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就连政治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内容,因为两者在根本上说都被视为经济领域个人自由(和特权)的法权上的延伸与合法化,最多只有利益和“生活方式”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化-政治的意义,因此于当代中国文化自觉问题是完全隔膜的。
2)“文化自觉”与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那种“遗老遗少”或“仿遗老遗少”的文化概念,同样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问题无关。任何静态的、非历史的“文化”概念只能把关于“文化自觉”的讨论引向种种有关“曾经有过的”和“一成不变”的礼仪、秩序、等级、趣味和生活方式的感伤的幻象中去,最终成为文化拜物教的一次闹剧式的回潮。但真正的文化,如同真正的人的自觉,却只能在人同客观环境、包括人所继承的历史条件的斗争中,通过对对象世界的克服,最终通过对自身固有规定性的超越,才能被具体地、实实在在地生产出来。这样看来,所谓自觉,不过是今日之我同明日之我之间的批判性、否定性的纽带(当然也是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之间的批判性、否定性纽带),是人对自身将要所有和可能所有的世界的专心致志的想象和一心一意的追求。
这样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常新的文化,因为它精神实质、客观内容和外在感性形式都只能是在历史中斗争着、创造着的人的活生生的体现。人们不仅仅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应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应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因为传统不但其阅读史和解释史不断地由当下思想生活再生产出来;传统也因为它同历史上不同阶级财富、地位、权利的此消彼长而被打上深刻的利益、价值、意识形态和政治烙印,以至于事实上只有处于相同或不同的历史空间中的不同阶级彼此间的意义争夺及价值挪用、征用或创造型误用,而并未曾有什么字面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
只要回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文化自觉”运动,即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阶级由布衣平民上升到文化和价值的创造者和文明秩序的守护者,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文化自觉都伴随着政治自觉,两者都是新的物质生产关系、道德力量、创造性与社会活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的产物,都是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生活世界的象征性表述。一方面是“贫且贱”的身世,但却“‘其为人也,学而不倦,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另一方面是“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失而求诸野”。[18] 在这样的新旧交叠、雅俗换位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是肩负重建文明秩序的“新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象征资本,是其以知识、学术、教育实践、道德品行和政治参与介入社会改造的手段、同时也是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框定新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规范的观念的媒介。孔子和其他先秦诸子的言论和著述为体现的对这种时代更迭和文明秩序重构的观照与反思,之所以可以称之为自觉,是因为它总是历史变动中各阶层、阶级对自身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自觉;是上升的权力阶级对自身道德、价值、文化、信仰的自觉和自信;当然,作为同一张纸的背面,也可以是没落的权力阶级对既有或曾经存在的传统、秩序、修养、品味的自觉。
只有在这样的斗争和创造过程(它首先也是物质和技术生产领域的斗争和创造)中才可能出现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所自觉到的,归根结底只能是内在于人的、在这个斗争和创造过程中被再一次认识到的、劳动着的人的内在的无限丰富性和自由。只有传统成为新的内在性概念的一部分,只有当它成为今天的斗争和努力的一部分,它才真正作为传统对我们发言,我们也才能够聆听传统的声音。我们很难想象,对这种内在丰富性和自由的自觉会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文化”领域而不流动并贯穿到“政治”和所有其他人类活动的领域。
3)“文化自觉”与文化政治主体性的自我对象化及自我批判
相对于这样一种不断把自己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这种把自己不断作为他者的自觉,那些由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同与异、内与外等对立因素构成的冲突本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如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内部,一与多、高与低、自由与秩序等等矛盾不过是文明的自我意识的实体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政治自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批判因素和对立面存在,而不是粉饰和演绎既有的现实状态。但毫无疑问,文化政治自觉对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形态的更为根本的正面意义,却正来自它所内涵的(自我)批判性,即通过自我否定而把自己推向新的、更高的矛盾统一体的那种思想的自由和力量。“自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中国人对物化了的所谓传统的顶礼膜拜,或是对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的沾沾自喜,更不应该变成市场或行政管理系统的推销或宣传功能,或既成事实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文化论证”(诸如“我们今天的成就必然说明我们具有取得这种成就的文化基因”)。由此看来,种种关于“软实力”的思维实际上也同思想层面上展开的有关文化自觉讨论毫不相干。
几点总结性观察
1) 晚清以降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革命”本身是政治-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化”的历史实质是新政治、新社会、和新的价值体系;而后者又是为新的生产方式所要求、并以这种生产方式为条件;中国革命在所有制和社会结构方面带来的激烈变革,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内部结构的复杂型和多元性:政治革命的彻底性和超前性,注定要把经济、社会、伦理、价值、和文化领域的发展的不均衡性囊括在国家的体制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之中,从而造成社会主义现代性条件下持久的价值冲突和文化冲突。
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自觉”的内在矛盾在于:对外部局势和历史压力做出理性回应的激进主义文化和政治运动,一方面必须在其体制内部不断地回应历史发展不均衡性所造成的延宕性压力,比如“启蒙”、“反封建”、“反专制”、“民主”、 “科学”、 “自由”、“人权”等历史性、“经典现代性”诉求,包括近代史上进步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新民主主义”];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进程在器物层面和理性生活规范领域的完成,又必须不断地反思启蒙理性及其“政治自觉”,把他从同中国生活世界的伦理、习俗、情感、价值的全面对立中解脱出来,从而完成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转型。
2) 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领域里面的未完成以及不均衡因素,不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话语中造成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或“文化意识”中造成定位和解释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为在当代中国一切涉及自我、集体、国家、价值、身份认同、阶级和历史意识的理解及自我理解上的混乱、无力、滑稽或失语;表现为作为具体的文明载体的当代中国国家在合法性或正当性表述上的消极被动。在特定条件下,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不但表现为价值冲突,而且会激化为政治矛盾,即由对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文化讨论”转化为制度变革乃至政权交叠(regime change)的直接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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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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