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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最后更新: 2020-05-28 17:47:40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125]这话用于总结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及其失败也是合适的。日本人的战略南向极限到不了台湾,要是越过这个极限,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由此而言,对中国台湾的认知则是测量日本人节制能力高下的节点。
国家对外政策的节制力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军队的约束力。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知道,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失败时好改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次会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这样,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如果比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惨败,就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制度,不仅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如果当时中国红军仿效日本军阀,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即使战斗力很强,那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家甚至也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四 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体系现代性的基础
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问题。
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一切压迫民族都在强调世界现代性时试图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他们将国家统一污称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大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而消灭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性又是殖民地统治实现的前提。西方人的东方学研究,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了他们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时间长了,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时间长了,这个地区就分裂出了许多国家。
目前我们国内学界就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126]
事实上,中国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还至少是名义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27]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国家”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由所谓“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的立论在法权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在秦之前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错误结论。由此,中国先秦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国家的历史——存在的统一的宗法主权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中国历史就由此被削去了一半: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思路来研究我们上下五千年,我们的历史就被歪曲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不能前进了。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128]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129]。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130]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31]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晚。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中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战乱,北宋人司马光对此痛心疾首,说这一时期是“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32];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33]。
前面讲过,经验都是从血里头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较早地经历这段为时两百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两百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来二千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为时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可是以千年计算的,也就是说,欧洲罗马时期的千年和平又催生出后来欧洲的千年分裂和战乱。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个人自由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这里顺便说一下,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我年轻时读这段内容时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认识到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这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对此,《管子》描述: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34]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权有了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135]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在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上,今天的特朗普与昨天的秦始皇面临的任务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无枪、无钱、无权的特朗普远没有秦王嬴政的力量和手段。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秦王嬴政要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为“立为天下王”创造条件,不惜向相国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统一国家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最终将金融资本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王夫之《读通鉴论》开篇盛赞秦始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36]
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对这些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的高度概括,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所以,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事实上,这场斗争在今日美国愈演愈烈,而在当代中国也远未结束。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竞选时对华尔街金融大佬的谴责,都是这场斗争在美国的继续。
秦始皇靠什么呢?靠枪杆子。当时整个战国就是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的所谓“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说是用暴力即专政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大家看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37]说的就是这事。中国二百多年分裂,打得很厉害,这让中国人认识到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都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失去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经验,继而不顾一切地要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并且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其原因就是它的破碎性。由于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两百多年战国的混乱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有了人民支持。有人说秦始皇残酷,其实六国君主中,没有一个不残酷的。残酷都有,但秦始皇的残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历史进步大趋势。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力”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38]
- 原标题:张文木毛泽东思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周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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