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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最后更新: 2020-05-28 17:47:40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家王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中国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
欧洲多是平原,而中国西南多是山地
大家看这个地图,这里是西南山地,在这个地方怎能用欧洲平原的方式作战,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31]。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2]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家是“博导”,人家有“课题费”,人家还是“副教授”,你弄不过他。人家王明见过斯大林,还是单独召见[33]。而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34],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35]。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中央红军,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王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中国西南山地
这次大家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不够准确。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所以大家还需要比较和观察。红军四渡赤水,毛泽东把大家带过了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王明、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带来的问题,差点亡党亡军。那个时候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当时朱德、毛泽东两个人没有思想框框,朱德是从山里打出来,毛泽东是从中国土地长出来,要文凭没文凭,但将红军带过了大渡河。这时大家才充分认识到了王明、李德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更大的干扰。
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见过列宁,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从短期实践角度看,他对红军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有许多干部因此对他还有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向南进入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又有许多骄人的头衔和光环,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3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7]。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的无知达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那怎么办呢?只有与湘江之后的经历一样,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8]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他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9],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41]
关于四川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看地图,四川这个地方是一个口袋,有一个
好处,属盆地地貌。我在《中国地缘政治论》那本书里就谈过这个问题,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人生活比较好,发展比较好,但是重庆是一个封口,汉中是一个封口,汉中北面又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如将汉中、重庆两个口子封住,谁也进不了中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瓮中捉鳖”的意思。所以刘备入川后先拿汉中。不幸的是,拿下汉中后又失了荆州并由此错失了由荆州北上与汉中东出部队会合的战略时机。刘备死的时候在白帝城,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过夷陵战败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应该立在重庆。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今属重庆奉节县。刘备在夷陵失败后明白重庆的重要性。当时他已占领了汉中,如再卡住重庆,那就巩固了对出川进入中原的第一要地荆州的控制。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直辖市,为什么汉中归陕西,这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地缘政治知识。毛泽东明白这一点,也了解历史上蒙古大军数度入川后的死生艰难,但张国焘不明白这些,个人又很膨胀,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强北上后与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结果张国焘西进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而跟着毛泽东进入陕北的红军,在“西安事变”后日益壮大。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地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领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我党找到成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蒋军堵截,后面是军阀围追,一路尽是枪林弹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42]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王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中国的真理,王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43]
理论结合实际,用咱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人在灾难的时候,思想就与实际结合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饱暖思淫欲”,要胡思乱想。
在历史上凡是脱离实际,国家必有灾难。东汉后期,整个儒学都垮了,为什么垮?空谈名节,不解决问题。这时的儒学是被歪曲了的儒学。其实上升时的儒学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带刀子的,西汉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长袖大褂、阿弥陀佛状,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一个是颜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枪弄棒的,这是枪杆子,颜回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孔子也知道这个道理。孔子当宰相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这个人类似今天的“公知”,处士横议,没有建设性,尽是负能量。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很突出,孔子反对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看得明白,他在读史时写下批语:“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45]。”[46]我们现在宣传的那个“孔子”有许多内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1973年毛泽东告诫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47]
汉朝以来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误导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三国里面的杨修即是一例。杨修生于东汉末年,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性。曹操在门里写个“活”字,他能看出是“阔”,也就这本事。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统一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东汉为文人空论所毁,对脱离实际的酸腐文人很厌恶。他需要有经世致用精神的知识分子。杨修属于后者,罗贯中对他惺惺相惜,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王”。1356年他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首创作《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最动人,也是最害人的章节是“刘玄德三顾茅庐”[48]那部分。为什么?罗贯中从政欲望不减,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门,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请一次都不成,还得找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治家的他不想却当了著名的小说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的比刘备还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囊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性。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膨胀的弱点在此展露无遗。
既然是自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处士横议、脱离实际的毛病。比较刘备,刘备说要进取中原,人便死在往东的路上。诸葛亮满嘴东进,脚往西跑,最后死在不东不西的定军山上。“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9],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书生常说“头掉大不了碗大一块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一个月工资他就会跳起来,几天都生闷气;退休不混个局级也要抑郁得癌症。为什么刘备死在白帝城,夷陵失败后他知道了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国都应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没有荆州的话,占领汉中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进不了中原了。事实上,自从刘备夺荆州失败并因此去世后,诸葛亮的北伐,尽管有《出师表》那样的慷慨悲歌,始终没有走出汉中。刘备率军东取荆州是关乎蜀国生死的大战略,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打败后还在成都摇扇子,耍小聪明,不主动前去勤王接驾,这不是不靠谱吗?《三国志》上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从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过去,他还在成都拥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门,这不是政治不坚定吗?所以刘备见诸葛亮时先讲权力交接事,是在考验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惟工书,名过其实”[50],这是陈寿对诸葛亮之子的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不为过。
所以说,同学们在读书时不要学杨休、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学习毛泽东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学风,不然就学歪了。周勃是西汉开国大将,战功卓著,刘邦死前吕后问宰相人选,刘邦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51],毛泽东赞扬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们同学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培养“厚重少文”的精神,无此则不能在未来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
- 原标题:张文木毛泽东思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周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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