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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下)
最后更新: 2020-06-02 10:12:48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392],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393]。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394],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395]。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396]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397]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对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398]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399]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400]。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401]
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402]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要尽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403]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都会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们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404]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仅凭善良的动机和坚定的立场是不能担当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405]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谈到接班人时说:“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406]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407],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08]。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409]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410]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至死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411]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412]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413]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414]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415]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416]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417]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418]。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419]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420]。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421]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422]。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423]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改革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左”右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424]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425]。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是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听薄一波汇报,听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的话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426]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 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427]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428]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十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要这个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毛泽东及与毛泽东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就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压迫的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及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思想是有时代和阶级属性的,它只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只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还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会是他们及率领他们寻求解放的政党的旗帜[429]。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的学说,它特别应该包括列宁的学说,因为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践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带刀子的革命实践,它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不然,它就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30]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431]
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斗争,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红线。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432]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433]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批评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34]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指示在宣传上“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435]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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