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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下)
最后更新: 2020-06-02 10:12:48毛泽东注意到这段历史教训。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324]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325]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326]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327]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328]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得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329]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330]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331]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332]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333]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334]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335]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336]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337]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338]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339],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340]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不成熟的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成熟的党的领袖的过程,即使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顺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341]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342]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就的转变。他说:在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到犯错误的。”[343]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344] 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345]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346]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347]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348]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349]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350]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351],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352]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353]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354]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355]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356]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357]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358]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59]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360]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361]。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362]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363]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们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364]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365]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366]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367]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368]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369]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370]。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371]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372]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373]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374]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375]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376][377]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378]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379]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380]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381]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382]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383]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384]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385]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386]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387]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388]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389]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390];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近的高位的江青 ,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煸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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