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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亲历邓小平与穆加贝谈治国
关键字: 津巴布韦穆加贝邓小平习近平访问津巴布韦社会主义反右运动三资企业政治改革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邓公打桥牌时喜欢精确叫牌法有共通之处。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公有制概念已经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三资企业中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成分。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腐败增加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还能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四)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务实的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中的有益东西来发展自己。这样做,有风险,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也可以承受这种风险。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这次会面,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全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2014年6月,我们复旦大学中国模式中心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举行了一次“中国模式与非洲发展”的高端研讨会,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非洲朋友渴望了解中国的成功之道,渴望能在非洲复制中国奇迹,甚至可以说这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非洲梦”。当然,这绝非易事,但我们还是要为非洲国家祈福,也愿意与非洲朋友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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