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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亲历邓小平与穆加贝谈治国
关键字: 津巴布韦穆加贝邓小平习近平访问津巴布韦社会主义反右运动三资企业政治改革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邓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还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1987年1月,邓小平会见穆加贝(图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三)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邓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理性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理性、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问他:“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邓的思辩能力。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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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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