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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对话伯南克:新兴经济体 要有所担当
关键字: 美国经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美联储伯南克金融危机资本外流资本项目张军人民币美元加息QE【5月25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出现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成为为期三天的复旦上海论坛的压轴人物。名角到场,果然是气势不凡:首先参与报道的媒体有名额限制,其次主办方再三叮嘱,现场不许录音不许拍照,更不能拍摄视频。
编者坐在第五排的媒体席,伯南克入场的那一刻,看到的场景,与电视上被前簇后拥的画面,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公开课上的场景并无二致:伯式明亮放光的额头、大胡子、以及精干的装扮,印象更深的是在谈何时加息、QE何时退出这样的敏感话题时,那种欲说还羞但却驾轻就熟,必须从其字斟句酌的语句中猜测的修辞。
会上,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与伯南克展开对话。话题包括伯南克当年充当金融危机救火人的经历,学者对美联储的批评,对美国经济、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以及他如何看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自由化等改革。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闭揭开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美国金融危机的大幕,至今,全球经济仍然笼罩在后金融危机的阴影里。作为拯救美国金融系统崩溃的核心人物,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且以研究大萧条而著称的教授伯南克,从大萧条中汲取教训,大胆开动印钞机,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推动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国金融系统迅速企稳。2009年,时代杂志封伯南克为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给出的理由是,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以“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没有让情况变得“更糟”。
在与张军教授的对话中,伯南克回忆了当年出资850亿美元拯救AIG保险集团时,游说国会议员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不仅要跟金融危机做斗争,还要跟政治家作斗争,我也无法保证花钱拯救AIG是否奏效”。“当时所有人都不喜欢我们”。
伯南克及美联储遭世人诟病的另一面是,在三次QE的出台,以及最终退出的时间选择上,每一次伯南克或美联储其他高官的表态,几乎都会引发一场市场波动,尤其是对金融自由开放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汇率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伯南克坦陈,“我们缺乏市场经验和量化宽松的经验,与市场保持沟通非常重要,但也是很不容易的。”
具体到美国山雨欲来的加息,究竟选择何种时间,新兴经济体兴风作浪的热钱正伺机而动,准备着随时撤离。但美国的政策毕竟还是首先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利率的收紧,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同时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也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好处。美联储的行动要与市场充分沟通,新兴经济体国家也要有所担当,从宏观政策上讲,要保持自己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除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受美国量化宽松之苦,美国本土对美联储的责备也大有人在,比如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莫斯就批评说,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是徒劳。萨莫斯对美联储的质疑算得上很温和了。中国,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曾提出过质疑,华尔街贪婪的金融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为什么至今几乎无人获罪,反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可以继续拿到高薪?因为美联储运用了纳税人的钱去为华尔街金融家们兜底。可惜的是,时间有限,我们并没有得到提问的机会。
伯南克对中国倒是颇有好感,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改变增长模式,从原来重工业、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向依靠消费、服务、高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模式转变,他说,中国的道路非常正确。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速金融改革,伯南克对此问题的看法,是与IMF在位的那些官员们有些不同。伯南克说,中国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要小心谨慎,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要开放,前提是中国要有能力应对资本外流,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银行系统。
而对目前正在盛传的中国年底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计划,伯南克认为,这也只是一件象征性意义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使得人民币像美元欧元一样自由买卖交易;在他看来,不管怎样,美元仍旧还是主流货币。】
张军对话伯南克现场。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经主办方授权,观察者网刊登张军对话伯南克全文,有删节
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是放水太少 导致通缩
张军:感谢您莅临此次上海论坛。您作为美联储主席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幸运。但我知道,实际上您做过很多有关美国大萧条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你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否为你更好地应对了金融危机提供了帮助?
伯南克: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是的,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当时研究了很多关于经济危机的课题,包括19世纪的金融恐慌,当然还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原因有几个。首先,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金融恐慌,在结构上和动机上都和我们一百年前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最近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一个金融系统更加全球化,技术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还是花了点时间才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我们看到银行挤兑和商业票据回购市场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仿,跟19世纪的央行很相似,当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给银行提供借款来应对来自于存款人的需求,以此应对恐慌,而美联储则通过借钱给金融系统来应对恐慌,所以了解一百多年前的金融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恐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大萧条也让我们看到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我在MIT读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当时读的第一本重要的书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写的《美国货币史》。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时候的朋友。这本书非常好,它提到,货币供应滞后,危机频发最终通货紧缩,是导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抗击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所增长,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所以才有我们当时的种种举措。
同时,我也从大萧条中学到两个重要的教训:一是要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做好最后贷款人角色;二是要确保货币政策能充分地适应和支持经济发展。
张军: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倡导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目标,应该是盯住通货膨胀或者有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这是从研究大萧条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吗?
伯南克:我们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货币供应大幅减少而导致了美国通货紧缩,物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下跌,人们都不愿意消费,也不愿意卖东西,农作物价格暴跌,根本卖不出价钱,可见紧缩是经济萧条的很重要的原因。弗里德曼的建议就是增加货币供应,但货币供应和危机之间必须要做好平衡的。那么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设定一个通胀的目标,保证温和的通胀,但是又不给经济带来损害,避免过分大规模的通胀。
张军:美联储在经济危机时使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宽松,您怎么看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市场稳定时发挥的作用?
伯南克:通常来说货币政策靠调整短期利率来达到目的。在2008年的时候,短期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了零,已经没有削减空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别的地方下功夫。
日本的量化宽松在他们购买政府债券和提高货币供应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因为日本的举措不算卓有成效,我不觉得他们是往降低长期利率这个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
在2008年秋至2009年初,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就是QE1,大力稳定了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支持,因而0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当时的经济开始缓慢增长,但我们依然担心会出现紧缩,因此做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大部分学术研究表明这个举措对美国的经济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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