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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一带一路上的“泰达海外模式”和“亚吉”模式
关键字: 一带一路泰达海外模式亚吉模式境外投资全球化东北经济城市带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针对中国企业的监管政策强调聚焦主业以及境外风险管控,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国内和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也对中企在海外并购前和并购后全球业务整合提出更高要求。企业需要在透明度及风险管控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谨慎布局,重视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交易达572宗,金额977亿美元,接近2014年及2015全年的总和,但同比2016年前三季度则分别下降14.8%和38.9%。
事实上,“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海外投资和境外投资监管,这二者并不矛盾,所有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未来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在政策和法规细化的同时,也将继续活跃在战略性对外投资领域,投资更加理性。
海外并购大幅下降一方面源于,国内监管机构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博弈与再平衡,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开始更加慎重。
在经历了2016年的井喷式增长之后,2017年海外并购回归理性轨道。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加强了境外投资的监管力度,防止企业为“走出去”而出现盲目投资、降低了企业在海外投资因对政策法规的不熟悉而造成的损失。
观察者网:中国企业在向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国际或者当地的政策性障碍。比如到今天欧盟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常祭出反倾销大旗;前一段时间德国政府针对外资的涌入还专门修订了《对外经济法》,加强了对非欧盟国家的审查。在“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您认为诸如此类的政策性壁垒在未来会不会有增多的趋势?
张辉:“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全球财富分配差距问题。当前全球基尼系数持续走高,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困境。反全球化的观点正是将诸如此类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结果,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的加剧,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中总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如果世界经济体系存在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群体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则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推动就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受损的群体得不到补偿,则他们就会反对开放和全球化。
“反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出现一系列政策性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正体现了曾经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们”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相应的补偿机制也不适合当年经济发展,其经济系统也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需要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8日首次访华前夕,美国商务部在10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由于各经济体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越发重要,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包容的平台,凝聚着世界所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于技术、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流动、整合形成互动,共同形成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必将重新推动全球化向健康方向前进。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军国家,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将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我相信,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各国发展朝同一目标迈进,在未来,这些贸易壁垒、政策性壁垒也将逐渐被克服。
观察者网:亚吉模式在中非合作中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确实引人注目,同时也有一些国内的中小企业在非洲当地“淘金”。这些中小企业在研究和灵活掌握当地隐性的“游戏规则”时往往比央企更加吃力和艰难,您对此有什么构想和建议?
张辉:由中国铁路等央企承建的亚吉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的形成,即“亚吉”模式。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我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全产业链铁路。这一模式的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可以作为未来我国中小企业或者国企走出去的重要参考,即“抱团出海”。
我国企业,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单打独斗的“走出去”也同样面临各种困难,遭遇了种种失败。因而对于包括中小和国有的我国各类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借鉴“亚吉模式”,整合资源之后再“抱团出海”,把技术、设备和资金整合起来,形成合力。
当地时间2018年1月3日,吉布提Nagad火车站,亚吉铁路开始全面商业运营,图为铁路乘务员。从下周开始,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之间将每天都通车。(@视觉中国)
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能够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优势,而单一企业直接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合作分工关系,必然面临比较高的搜寻、谈判、履约等交易成本。
像“亚吉模式”这样,一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产业共同“走出去”,进行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加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提高抵御海外政治、经济、文化风险的的能力,成功实现国际产能合作。
观察者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交通物流发展一章中,东北地区被拿来作为案例分析。有关重振东北经济的话题近些年一直很热。除了交通物流的拓展,您认为还有那些配套措施要跟上,才能足够应对坊间盛传的“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难题?
张辉:先简单谈一下“交通物流”方面。首先,东北地区公铁、铁水、公水以及路空等联运的发展需要重点提升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主轴物流的辐射范围,提升物流整体功能和便利化水平,建设综合立体多式联运走廊。其次,加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顶层设计,有效对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跨欧亚经济带”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第三加快推进综合运输枢纽、货物运输监控装备现代化水平,构建标准适用运输装备体系。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与东部沿海相比,东北地区在投资营商环境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不管是社会状况、政府环境、经济因素还是基础设施方面都较为滞后。除了前面讲到的加强交通物流建设,提高投资便利性外,东北地区应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多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提升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参与度,西北方向重点加强与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合作,东南方向应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互通。通过加入国际分工,从产品生产、贸易投资等多方面与国际发达市场学习,缩小差距,增加出口附加值,从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吸引更多资金投向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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